稀奇古怪的中国经济

稀奇古怪的中国经济

(北京时间2008年7月04日 来稿) 正如俗话所说，“当中国打喷嚏时，世界其他地方就会患……”且慢，这难道不是用来形容美国时常用的陈词滥调吗？或许就是，但对于全球经济增长来说，这些天来中国经济减速几乎同美国经济衰退一样重要。北京能够驾驭其飞速增长的经济实现软着陆吗？或者说，世界将遭受美国、欧洲和中国经济虚弱表现的三重打击吗？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不仅仅使中国产品走进了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个家庭，还把世界的命运同中国的未来联系在了一起。中国的出口几乎占到了世界总出口的 9%，而中国的进口正在帮助其他的经济体维持繁荣。其中近1/3的进口来自附近的日本、韩国等。由于日本试图巩固其期待已久的经济复苏，韩国则担心其出口需求下降，因而，中国增长的急速下降可能是危险的。美国、德国以及中国其他的主要供应国也以担忧的心情注视着中国。如果急剧减速到来，它的程度会有多大？中国政府明显意识到了其经济正处于过热的危险之中，但并不情愿采取严厉的措施为经济增长刹车。人民币价值适当而稳健的增长可能有助于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然而，利率不得不大幅提高。采取这种权宜之计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政治上的考虑。由于中国的中央银行并没实现真正的独立，所以即使一些经济学家预测说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字也不会导致更加严厉的信贷政策，尤其是在今年夏天的奥运会期间。但如果央行保持沉默，那么最近的事态可能会使形势更加恶化。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努力使其经济年增长率从11%到12%下降到8%或9%。即使这一变化也很难实现。如果通胀继续上升，增长不很快放缓，那么软着陆——在不引起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使经济活动减速——几乎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通胀部分是由国内需求推动的，部分是由全球商品价格上升推动的。不过，瑞士信贷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音)说，工资压力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把国内价格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陶说他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有两种假定。一是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的降低可能会引发中国经济轻微的减速，可以缓解价格压力，允许经济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另一个假定是高通胀将导致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如提高利率和允许人民币快速升值。繁荣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将遭受打击，国内消费也将受到影响，还会影响到对世界其他地方产品的需求。对全球经济来说，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急速下滑，比如说从12%下降到4%将会使全球经济损失2800亿美元，几乎等同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从3%下降到1%所带来的影响。即使美国经济规模仍是中国经济规模的四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仍将是非常令人怀念的。（2008年7月4日《新快报》）

这是该报翻译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字。

王未名长年累月地给我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2007年01月0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11北京时间 22:1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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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新中间阶层”和“有钱不敢花”

透视中国

江迅

中国人收入高了却仍不敢消费

年终，家家户户在掐指算计一年的收入。圣诞刚过，元旦来临，春节也不远了。这些日子应该是消费旺季，但不少中国百姓还是捂紧着钱袋子。

中国经济全球领跑，百姓的收入不能说没有提高，但百姓还是喊穷。

月收入4700多元人民币（下同）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前主持人周忆军（阿忆），前不久在博客中也叫穷，引发网上争论热潮。

阿忆月工资1918元，津贴1368元，教学补助1333元，其它补助167元，总计4786元。每月供房、供车，一双儿女的读书，家庭生活开支全数相加，总支出为5285元。言下之意，每月支出比收入要超出499元，因此无奈中他要去电视台主持节目、当嘉宾，以增加收入。

网友们批评说：“以你的收入，在北京过个衣食无缺的日子肯定绰绰有余。当然你得将私家车卖了，改乘地铁和公交车。多看看比你收入更低、生活状况更差的干部、教师和群众，你的心理就平衡了。”

其实，贫穷和富有永远是相对而言的。阿忆认为自己穷是与上比，网友要他与下比，他当然算富裕了。

阿忆是中国当今典型的“新中间阶层”。

“新中间阶层”

中国国情研究会刚公布了一项“新中间阶层生活调查”的最新调查报告。进行这次调查的负责人都来自国家统计局，因此这一调查的权威性颇高。

调查于2006年9月在北京、上海、深圳等47个大中小城市展开，内容包括旅游、汽车、品牌、消费等8个方面。从这份调查的样本中，可发现中国官方所指的所谓“新中间阶层”的标准定义。

它的定义指标是：家庭月收入方面，中小城市的受访者要求在1500元以上，大城市要求在2000元以上，结果整体受访者70%的收入在4000元以上。其它的指标是具有高学历，受过专业化训练；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以工资薪金为主要谋生来源；对社会公共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强调 ;自我成就、自我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有相当的影响力；拥有生活必须的体面财富和休闲时间。这与通常人们所说的“中产”似乎差别不大。

说“新中间阶层”穷，其实他们也不穷；说“新中间阶层”富，其实他们并不算富有。不少网友认为阿忆的生活消费太高，应当减少消费。

有趣的是，如何让百姓的消费更快增长，却是时下最热点的话题之一。可以说，底层百姓是中国各阶层中消费倾向最高、储蓄率最低的群体。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不高是制约消费的关键因素之一。底层百姓原本收入就不高，把不多的收入全部拿去消费而维持低水平的生活了，至于孩子上学、医疗看病往往都没有着落，买新楼、驾私车、外出旅游更是一种奢望。

就业人员中，80%是低收入阶层，农民年收入才3000元，蓝领工人才1万元。正如北京经济学家樊纲所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储蓄倾向越低。中国多数的收入增长都集中到只占20%高收入群体手中，因此整体消费倾向很难再提高。”

手中有一组官方披露的数字：2006年前三季，中国消费比2005年同期增长13.5%，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7%，而投资则达 49.9%。消费冷清，而投资火热，消费这驾拉动内需的马车，呈现疲软之势。消费率偏低，必然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不敢花钱

尽管就业人员中，八成是储蓄倾向低的低收入群体，但当今中国，却又是40%的高储蓄率，这透露出有一点钱的百姓不敢花钱的倾向。

三个月前在安徽省黄山市采访。市民陈嘉俊早年做点小生意，积攒了十多万元，如今年龄大了，不再做小买卖了，没有了新的收入。

他说：“我没有加入社会保险，孩子在南京读大学，还需要花钱，积下的钱不敢乱花，按老话说，一块钱也得掰着两半花，万一自己和老伴得个什么病，那些积蓄还能顶上。”

当下，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公共养老保障体系覆盖面的最低标准是20%，中国百姓参与养老保障的只占总人口的15%，参保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5亿，中国人口基数是13亿人，覆盖面相当低。

两个月前，在广西采访。武鸣县双桥镇农民郭根义刚刚治病出医院，花了他3000元，一说起就感到心痛，三儿子结婚盖房，又花了他5000元。

他说，虽然村民每年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手上的钱不经花，所剩不多，能不花就不花，小女儿在柳州上学，还需要钱，日子不说艰难，也是不好过的。

2006年前三季，中国农民现金人均收入达2762元，实际增长11.4%，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人均纯收入仅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

百姓捂紧钱袋子，有钱不敢花，这就是现实。要增加整体百姓消费，唯有提高80%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这还是要靠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解决，没有其它根治的办法。

请就本文发表意见和评论

新的一年，执政当局能有什么灵丹妙药呢？

（江迅：BBC中文网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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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3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16北京时间 00:16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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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宣布向中国纸品征收反贴补税

中国造纸业设计图

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周五宣布，向中国造纸企业征收惩罚性关税，以抵消中国政府的出口补贴。

古铁雷斯周五对新闻界表示，商务部初步决定，对中国生产的高亮度加膜纸（又称高亮度涂布纸）征收10.90%到20.35%的反贴补税。

美国的这一决定是23年来首次对一个美国标准下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这种补偿关税。

古铁雷斯周五在做出上述宣布的同时指出，中国经济今非昔比，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对中国使用反贴补税这类贸易调节手段的时候了。

司法决定

此前美国国际贸易法庭拒绝了中国提出临时禁止美国政府进行贸易制裁行动的要求。

该法庭周四判决，美国商务部有权向得到国家补助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事件的起因是美国NewPage公司提出申诉，声称该公司的高亮度涂布纸正面对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因为中国的造纸企业得到中国政府的不公平补贴。

该公司的代表律师说，这一判决是重要的胜利，这意味美国商务部将进一步跟进该案。

中国官员尚未对有关判决发表评论，但中国政府可以向华盛顿的美国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美国从钢铁业到家具业都密切注意这起案件，近年来大量廉价的中国货品涌入美国市场，使它们的业务大受打击。

美中贸易逆差去年达到破纪录的2330亿美元，许多议员因此向美国国会提出议案，要求商务部改变不向”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贴补税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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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6月2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1:34北京时间 19:3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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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民调：多数人对中国印象积极

报告称世界民众对中国印象主要仍然积极。

一项全球民意调查反映，虽然中国的国际形象近年有恶化趋势，但是多数受访国家民众仍然对中国抱有好感。

美国华盛顿佩尤研究中心的年度《全球态度调查》报告显示，在47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27个国家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抱正面态度。

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只有五个国家的多数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其中包括日本和意大利。

接受调查的国家民众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自己国家有利，但在部分国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个威胁的民众比例也在上升。

此外，世界民众普遍对中国的军事扩张感到忧虑。

地域区别

亚洲国家普遍对中国有好感。其中马来西亚最多人（83%）对中国感觉正面、巴基斯坦有79%、印尼有65%。

而在日本、韩国和印度三个中国主要邻国，当地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则有较大的恶化。

日本有67%民众对中国态度负面，比2002年增加25%；韩国只有52%受访者表示喜欢中国，比2002年下跌了14%；而印度只有46%的人对中国有好感，比2005年下跌了10%。

欧洲民众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也在加深，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等国都有50%以上受访民众表示对中国不满，其中意大利的比例更高达61%。

而在另外几个欧洲国家也可以清楚看到对中国不满人数的增加，对中国有好感的西班牙人比例下跌了18%，英国人下跌16%，德国人下跌12%、法国人下跌11%。

在美洲，智利、委内瑞拉、秘鲁和加拿大民众过半数对中国抱有好感，美国欢迎和讨厌中国的受访者拉成均势，分别有42%和39%。

在非洲国家中，除南非和乌干达外的所有国家都有60%以上的民众对中国有好感，其中在科特迪瓦和马里，这一比例更高达92%。

中国解放军的不断扩张引起不少国家忧虑。

发展军力

针对中国近年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中国邻国的受访者明显最为担心。

89%韩国受访者和80%日本受访者觉得，中国军事膨胀对他们有很大影响。印度也有59%民众表达了相同的忧虑。

美国和加拿大超过60%受访者认为，中国军事扩张对于他们国家来说不是好的事情。法国保持这个观点的民众更高达84%。

俄罗斯70%民众认为，中国军事扩张是坏消息。中东国家除了科威特外，大都对中国军事发展抱有怀疑态度。

经济膨胀

相对于军事发展，世界各国普遍正面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46个受访国家当中，25个国家民众认为中国经济飙升对于他们国家来说是恩惠。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影响在这次调查得到充分反映，部分非洲国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出现100%的正面回应。

科特迪亚96%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对他们有利；肯尼亚民众91%抱持相同看法。

亚洲国家几乎也都保持这种看法。马来西亚、孟加拉、印尼和巴基斯坦，以至于对中国扩军存有恐惧的日本和俄罗斯都是如此。

只有印度和韩国民众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表示担心。印度只有42%的民众表示认同中国经济发展，民众比两年前倒退11%；韩国则有60%的人视中国经济为威胁。

佩尤研究中心报告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可以跟美国匹敌，然而中国比美国更受欢迎。

环境忧虑

今年的调查结果也发现，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导致部分国家民众对中国印象变差。

调查发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上人民普遍担忧的问题之一，这在拉丁美洲、欧洲、日本和印度尤其明显。

报告指出，多数人认为美国和中国应对世界现存的环境问题负责，虽然人们都承认到中国的责任比美国小得多。

各国受访者普遍认为虽然美国对环境问题责任最大，但中国的责任仅次于美国。

而56%的韩国人认为中国对世界环境问题应负最大的责任；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国家持此意见的人也均超过30%。

这份调查在全球46个国家以及巴勒斯坦地区共访问了4.5万人。取样误差率在2到4个百分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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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9月04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5:40北京时间 13:40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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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靠内需结束依赖西方市场”

报告认为中国持续依赖出口将增加经济受损风险。

世界经济论坛指出，发展国内市场有助于减低受海外消费习惯改变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论坛发表关于全球增长所面对风险的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将是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和政界”新领军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份报告的发表正值世界经济论坛将在星期四（9月6日）在中国大连召开该组织首届新领军者年会前夕。

中国总理温家宝等超过1700名中外代表将出席这个被誉为”夏季达沃斯”的经济论坛。

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经济仍对美国有很大程度的依赖。

美国自1998年起每年有3.5%的消费增长，但报告指出，美国的消费是建基于借贷之上。

美国消费增长缓慢，加上近期次级房贷危机，使观察家们对依赖单一消费市场产生恐惧。

报告说，中国凭借充裕的廉价劳工多年来一直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出口商品，对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依赖意味着中国经济很可能受到这两个市场的变化而陷入危机。

中国工业”转折点”

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由于内部竞争加剧，工资水平上涨以及利润收缩等问题，目前正面临”转折点”。

中国企业极少宣布破产以及中国市场欠缺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等结构性问题，更使问题雪上加霜。

然而，在中国零售业每年13%的增长下，投资者正把焦点转移到这亚洲巨人身上。

报告说，这些投资者希望在中国寻找买家，而不再单纯寻找廉价劳工。这为中国工业带来了新转机。

报告还指出，外国投资者已经开始在中国发展设计业务，并发现中国的产品设计能力卓越，能够从中国出口设计到别的地方投产。

不过世界经济论坛警告，仍然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内需增长能不能有足够的增长，来弥补出口市场衰退的影响。

此外论坛也指出，中国还需要改善司法人员贪污与问责等问题，而更加开放的媒体将有助于建立政治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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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08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44北京时间 20:4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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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论

中国听友

中国威胁论在欧美国家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总量提升很快，名列世界几大经济实体之列，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

本来，一个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应该给世界带来的是正面的影响。中国又没有对外发动战争，但为什么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中会出现”中国威胁论”，且有日渐发展之势呢？对这个问题，如果不加思索，很多中国人会想不通。

究其原因，可以有很多种。例如人口庞大、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还有最近中国出口产品发生的问题等等。但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实力与专制政体相结合这样一种国家模式给世界带来的恐惧。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政论片《大国崛起》，虽然在论述九个经济大国的历史时，对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含糊其辞，但还是向中国人展现了这么一段历史：当年经济迅猛发展的德国和日本，由于其专制政体，最终对外挑起了战争，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专制政治其中一个特点，是可以较轻易地集中一个国家的财力、人力，甚至以高压手段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去做统治者想做的事情。”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正是有这么一种历史和现实的渊源。

对”中国威胁论”，如果简单冠以”反华”、”敌视中国”是无济于事的。前些日子，中国经济学家茅于縫接受英国bbc采访时指出，二十年多来中国财富的增长是史无前例的，而中国的腐败、权力不受制约同样也是史无前例的。我认为，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将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要想让”中国威胁论”消声匿迹，唯一出路是，当局放弃一党独裁的专制政体，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政治文明，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幸，也是世界人民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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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31北京时间 18:3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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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腐败侵吞资金超过教育经费

今年九月，中国成立了专职预防腐败局

中国官员侵吞的资金已经超过教育经费，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威胁中国政治稳定的程度。

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报告说，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中共因为担心失去权力而拒绝政治改革。

这份报告的作者是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裴敏欣。他说, 中国的公共开支中10%被回扣、贿赂甚至盗窃所侵吞。

在2003年，腐败所侵吞资金达860亿美元，达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06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总合。

报告说，虽然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但中国经济依然在增长，社会也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西方投资者的热情不减。

缺乏政改意愿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目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可以无限度地消化日益严重的腐败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后果。

裴敏欣表示，腐败日益严重的原因是历经多年经济改革之后，政府依然广泛干涉经济事务，执法缺乏力度，以及共产党缺乏政治改革的意愿。

报告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棘手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解决腐败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中共担心进行政改会损害自己的执政党地位。

近年来，中共高层官员不断传出腐败丑闻。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因挪用社保基金案下台。

原中国药检局局长郑晓萸也因贪污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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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1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50北京时间 01:50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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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贸易专员：欧中贸易不平等

曼德尔森：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深深地不平等”

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表示，欧盟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极大地不平等”。

在BBC获悉的一封致欧盟委员会的信件中，曼德尔森坦率地指出，中国把与欧盟的这种贸易关系看作是理所当然。

中国目前是欧盟最大的制造业产品来源地。

但是，曼德尔森表示，贸易壁垒和中方的干预限制了欧盟向中国出口产品，这使欧盟公司损失惨重，达数十亿英镑。

曼德尔森在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信中说，在有关的对话渠道设立之后，中国则“在程序上设置障碍”。

“公众压力”

曼德尔森说，欧盟向瑞士出口的产品超过了向中国出口的产品，此外，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赤字正以每小时1,000万英镑的速度增加。

这位欧盟贸易专员补充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中方的作法已失控了。”

见过这封信函内容的BBC记者戴蒙德说，欧盟贸易专员的信件“实际上谴责中方姿态傲慢。”

BBC记者戴蒙德说，函件的信息看起来很明确，那就是欧洲彷徨得够久了。

曼德尔森对BBC表示，“如果我们要在政治上维持对中国的开放政策，我们得确保双方的贸易关系是完全和公平的，而且公众对此感到满意，否则我们就会有麻烦了。”

他表示，中国“在经济和外交层面变化如此之快，政策决策者几乎不太可能及时跟进，更不要说走在决策的前面了”。

曼德尔森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加上其政治和外交的触及范围，以及对全球安全带来的影响，所有这些令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很多不同方面改变着全球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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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06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7:34北京时间 15:3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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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否认政府宏观调控不力

中国经济过热引发许多问题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否认政府宏观调控不力，并且强调不能够简单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温家宝专门接受了香港媒体的访问。

他表示，留意到有香港传媒批评中国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他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解释这个问题。

他说：”这五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好。如果说经济发展的好，而宏观调控不力，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

温家宝又指出，作为主管13亿人民生活和建设的政府，应该从全局以及从整体人民的利益着眼，也应该对人民负责。

经济增长

他说：”在这问题上我是怀着赤诚的心，而且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温家宝还表示，看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有长期积累的，也有个方面的因素，不能够简单地解决。

他强调，今后一段时间会保持经济一定的增长，才能有足够的财力解决民生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新华社周一（5日）引述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学者钟伟称，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热，但趋势已基本得到控制。

文章认为，资产价格的快速膨胀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构成最大威胁，需要在利率、汇率方面作出更大调整。

钟伟表示，当前资产价格膨胀给中国宏观调控带来两方面的挑战。

一是用本外币价格观察资产价格膨胀，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趋势判断；二是宏观调控是否应当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动，并对资产价格进行适当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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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09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3:51北京时间 11:51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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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缓冲世界经济放缓”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世界经济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提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有效缓冲由美国次按危机造成的世界经济放缓。

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经济前景》报告预言，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约为3.3%。

美国次按危机波及全球，其他发达国家受影响尤其严重，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因此从2006年的3.9%减缓至3.6%。

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由2006年的2.9%减缓到2.2%，世界银行预计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将只有1.9%，但相信2009年将再度上升至2.3%。

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可以有效地缓解发达国家经济所出现的问题。

世界银行相信中国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率都仍将超过10%，但提醒中国仍要警惕经济过热。

同时印度经济发展也相当迅速，只略比中国逊色。

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预言2008年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增长将达到7.1%，但如果刨除中国和印度，则这个数据则只有5.5%，中印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可见一斑。

不过虽然世界银行认为美国经济2009年将出现复苏，但仍然提醒发展中国家警惕美国经济可能进一步恶化。

报告认为如果美国经济持续减缓，则至今尚未受到次按危机太大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也会成为这场经济危机的受害者。

报告指出，1990-2005年的15年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明显减小，但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方面目前仍然只有发达国家一半的水平，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更只有四分之一。

报告认为，发达国家如果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在未来10年中还可能实现人均3.9%的经济增长。

报告说，技术转让让世界贫困人口（日收入少于1美元）数从1990年的12亿降低至2004年的9.7亿，相信进一步技术转让会让贫困人口数载2015年减至6.24亿。

BBC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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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2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7:28北京时间 15:28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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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约10%

斯特劳斯-卡恩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预言，虽然世界经济增长今年可能减缓，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仍将维持在10%左右。

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的斯特劳斯-卡恩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同时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多依赖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增长。

斯特劳斯-卡恩表示，灵活的人民币兑换率政策符合中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也可以对环球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这是斯特劳斯-卡恩去年11月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他分别会晤了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据斯特劳斯-卡恩透露，他与温家宝和周小川谈话的中心议题就是世界经济增长减缓的可能影响。

他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会对世界经济衰弱具有免疫力，但他仍相信中国经济增长率2008年还会增长10%。

他特别提到，在发达国家经济减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

路透社报道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6月出台《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后，中国与该机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中国认为这是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中国放开对人民币兑换率控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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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2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54北京时间 18:54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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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继续大幅增长

中国贸易顺差增长依然强劲

中国一月份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2.6%，达到195亿美元。

据新华社公布的数字，这个增长幅度和去年全年47.7%的增长幅度相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仍然显示出，中国的贸易顺差额过于庞大。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炜在接受BBC中文部电话采访时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采访录音

他说：”这个增长速度相对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尤其是考虑到这个增长速度是在去年一个非常超高的增长速度下取得的，也是在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过度依赖对外出口这样扭曲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优化，而且仍然还在朝着恶化趋势发展。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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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2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3:22北京时间 11:2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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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美国人相信中国才是经济巨头

中国经济发展之迅速让世界刮目相看

美国最新民意调查发现，四成美国人相信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巨头。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年度国际事务调查指出，每10名美国人就有4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只有33%受访者仍然认为美国才是第一。

但是在2002年5月的同类型调查中，65%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当时超过50%受访者有信心美国在未来20年还能保持领导地位。

盖洛普指出，凭着自1978年以来每年平均9.6%的国内生产总值上涨，中国经济增长之快速似乎难以被超越。

民调其实反映了部分美国民众的印象误区——根据2006年的世界银行排名，美国以本地生产总值计算仍然是全球经济输出最高的国家，其次是日本。

中国排名第6，仍落后于美国、德国和日本。

这项调查在今年2月11至14日期间进行，一共访问了1007名美国成年人。数据误差是正负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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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3月07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07:28北京时间 15:28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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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可再急涨30年

林毅夫相信中国经济还能长期快速增长

刚获任命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不久的林毅夫说，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将持续30年。

身兼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林毅夫星期五（3月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工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还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他说，来自国外的投资者，无论视中国为他们的生产基地，还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庞大市场，都将继续到中国投资。

林毅夫在北京与同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夫人陈云英一同会见媒体记者。

将近30年前从金门逃往中国大陆的林毅夫对2002年父亲去世时不能回台奔丧表示“难以面对”，并希望能回台湾给父亲扫墓。

林毅夫语带感触地说：“这是我很难面对的问题……清明节快到了，确实有这个愿望”

次按风暴影响有限

对于当前让世界各地感到困扰的美国次级房贷问题，林毅夫说，涉及这问题的中国机构不多，而且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主要是低价产品，因此相信中国不会受到信贷危机的太大影响。

林毅夫认同中国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他主张利用利率手段来处理通胀问题。

林毅夫说：“因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排挤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不提高利率，会把钱赶进股市和楼市，造成资产价格膨胀。”

他说，由于中国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开放，尽管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交易成本还是高，博取利差的动力不足。因此中国可以更大胆的运用利率工具，而不用担心热钱流入。

林毅夫还认为，说中国出现全民炒股的现象时夸张的说法，因为上海和深圳两地目前共有一亿户登记股民，排除重叠户口，实际上不足一亿人。

不过他劝告一般投资者作短线投资时要有心理准备。

林毅夫1979年担任台湾军队金门马山连连长时游泳逃亡中国大陆，至今仍是台湾的军方通缉犯。2002年他的父亲去世时，也无法回台湾奔丧。

对于即将举行的台湾总统选举，林毅夫说，相信台湾乡亲能选择一个为台湾带来幸福、促进两岸更加和平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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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林毅夫说未来

林毅夫【中新社】

【本文摘自哈佛商业评论繁体中文版5月号】要了解中国的未来，首先要了解中国的过去。尤其是过去的20多年的中国经验。

1999 年以后，国外一些经济学界和媒体对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数字出现质疑声浪，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虚假的。他们提出质疑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1998 年以后，出现两个新的经济现象，而这两个经济现象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从未遇到过的。这两个新的经济现象是什么？一个是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伴随通货紧缩；一个是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反而下降。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很不容易解读，而国外的怀疑，实际上是用国外现有的理论模式套用在中国所造成的。目前中国是一个在转型中的经济，正处于由计画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因此国外很多现有的经济模型并不适用中国。

过去中国是短缺经济，很多东西买不到，只要生产出来就有人买，因而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叫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农民投资的，投入不高，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也不高，但产品都卖得出去，在当时是农村致富的最主要手段。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经过投资的高速增长，新增加许多生产力，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其中相当的部分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通常他们技术水平都比较高，产品质量也高。在过剩的状况下，有些质量差、技术低的企业必须退出生产，由此形成经济增长内在结构的变化，能源的使用相应减少。

人们更关心的是，在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是什么样？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完全有可能大体上保持过去25年的成长速度，即每年约8％左右的速度。当然会有所起伏，但是总体上来讲，保持8％～10％的速度是完全可能的。研究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看的是三个方面：

第一是这个国家要素增加的速度的可能性是多少。要素当中，土地是不会增加的，劳动力增加受人口制约，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速度可能会怎样；第二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同样的要素用来生产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的时候，即使各种要素不增加，经济也增长；第三是技术。同样的产业，技术水平提高了，经济也能发展。

在上述三个方面中，技术最重要。中国从1978年后开放经济，开始从国外引进新技术，所以中国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走技术变迁的经济发展道路尽管是对的，但这条道路还能走多远呢？我个人觉得日本的经验是很可以作为比较的。中国现在的经济跟日本196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相接近。日本从1960年开始同样的高速增长，而且维持了将近30年的增长。

由日本的经验来看，加上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到时达到一半，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倍，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2.5倍！这个市场当然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也是所有投资者所希望参与的市场。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摘自哈佛商业评论繁体中文版5月号）

2008-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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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5月11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35北京时间 22:35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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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奥运后中国无经济萧条

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7/3/2008)

林毅夫相信中国经济奥运后不会出现萧条

候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说，由于整体经济规模庞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不会出现经济萧条。

林毅夫周日（5月11日）出席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办的2008东亚投资论坛时说，与奥运相关的投资在中国的经济规模中所占比重非常小。

奥运经济

他说，奥运会后，中国在未来几年还有许多重大国际活动要举办。例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都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另外，其它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也非常巨大。例如，到2012年时，北京地铁里程将增至274公里，到2015年更增至561公里，这些需要大量的投资。

在谈到美国 经济时林毅夫表示，虽然美国次按危机不至于导致出现类似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但无论怎样，未来一两年内美国经济出现下滑和疲软是无法避免的。

在谈及美国如何应对泡沫经济破灭时，他说，2001年股票市场的泡沫破灭，美联储就用减息的方式来刺激房地产市场，由于美国普通民众的70%财富是房地产，在这种情况下，把房地产刺激起来，就能拉动很大的市场需求。

对美出口

此外，长林毅夫还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相当强劲，也许会放缓一点，但绝对不会负增长。

他指出，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放缓，到底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的放缓？这让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担心。

他分析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些产品大都是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所谓收入弹性比较低的产品，一般的消费者不管收入是高还是低，都要消费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影响也不会很大。

林毅夫相信，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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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6月1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4:12北京时间 22:12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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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容忍通胀以避免衰退”

余斌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将注意力由遏制通胀转到维持经济增长上面

中国政府研究人员表示，中国经济2008年有急剧衰退的危险，可能不得不容忍超标的通货膨胀以维持经济增长。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宏观经济研究负责人余斌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将注意力由遏制通胀转到维持经济增长上面。他说，许多人看到通胀的危险，也注意到经济过热的风险，但是看到2008年经济严重衰退的人却不多。

北京一直在极力遏制高通货膨胀。中国在4月的通胀率达到8.5%，接近过去12年当中的最高水平。不过在5月通胀率下降到了7.7%，许多经济学家估计通胀率在2008年其余时间会进一步下降。

余斌说，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能将消费指数（CPI）控制在4.8%的官方指标内，但是他认为决策者应该担心经济急剧衰退的危险。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保持在10%左右才能满足今年的就业目标，即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

他还补充说，中国出口以美元计算，在今年头4个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5%，数量上并不大。在宁波，青岛和大连等主要港口，货物转运量有所下降。

国内股市不稳也增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难度，房屋市场冷却可能限制钢铁等上游行业。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也可能使许多投资者对新项目更加谨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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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鬼子在中国媒体则对中国经济进行了持之以恒的关注。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被指损害了邻国利益

2006年06月30日

联合国(United Nations)报告称，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损害了周围贫困国家的利益，低成本的中国产品大量涌入，不但占据了不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国内的市场，还让当地出口商几无盈利之路。

联合国发展项目委员会(U.N. Development Program)周四在柬埔寨发布了这份报告，重点阐述了为何日渐开放、充满竞争活力的全球贸易体系没能给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带来福音。报告称，亚洲穷国也曾尝试过开放和与国际接轨，他们的市场比其他地区贫穷国家的市场更加开放和自由，但未能赶上中国的步伐。

联合国副秘书长哈菲茨?帕沙(Hafiz Pasha)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们赞赏中国的高速增长，这也是激励其他国家发展的动力。不过，亚洲最贫困的国家“无力与中国进口产品竞争，也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他们没有中国需要的高科技产品和资本品等商品。”

就在中国的低成本鞋类和家具引得欧美生产商一片怨声载道，称这些产品的价格被不公平地人为压低之际，联合国这份报告则指出，那些严重依赖于低端行业的穷国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

帕沙说，中国工人的薪资很低，因此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就更加直接。帕沙兼任联合国发展项目委员会亚太局局长。

尼泊尔和老挝等穷国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往往是纺织品和服装。但在这些国家的保护伞──全球配额体系于2005年废止后，中国遂抢走了一些小国的订单并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5月份以来，孟加拉国的服装厂工人屡次走上街头示威，要求加薪和改善工作环境。这些国家纺织品行业所承受的压力之巨由此可见一斑。示威行动偶尔失控，导致几名工人被杀，几家工厂被焚被毁。

帕沙说，联合国发展项目委员会设想了一套双管齐下的解决方案：资助受冲击的国家发展其他产业，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同时鼓励较富裕的国家为这些穷国的产品制定优惠贸易安排。他表示，希望不仅仅是美欧富裕国家做出努力，也希望看到中国做出贡献。

中国延长了针对非洲穷国的一些优惠贸易条款，但帕沙说此举主要是为了换取当地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以满足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之所需。亚太地区的穷国身处僻壤，自然资源匮乏，也就没有同样的吸引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一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Andrew B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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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官员对中国某些政策变化表示担忧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已经向中国方面表达了对于中国税收等政策变化的担忧，这些变化似乎正朝有利于中国公司、不利于外国竞争对手的方向发展，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开放政策的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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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代理副部长帕迪利亚(Christopher Padilla)表示，美国公司现在抱怨，一些中国官员似乎倾向于采取更封闭化和限制性的政策。

帕迪利亚和美国副贸易代表巴蒂亚(Karan Bhatia)是在与中国官员会晤后向记者表示的。会晤的目的是为12月举行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简称：美中商贸联委会）会议做准备。

帕迪利亚和巴蒂亚表示，他们对中国今年颁布的反垄断法及税收、科技等政策变化表示了担忧，这些政策可能有利于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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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仍然是中国政府的重中之重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带着一项艰巨的平衡任务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五年的任期，他表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仍是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同时他还承诺要构建更加平等的社会，并创造更好的自然环境。

胡锦涛周一在每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经济发展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五年中几乎翻了一番，于2006年达到了略多于2,000美元的水平。胡锦涛表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此基础上再增长一倍，并基本消灭绝对贫穷的现象。

虽然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年增速在10%以上）已令很多中国人生活更加富足，但国内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环境破坏也日益严重。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向2,000多名党代表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极高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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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指出，为了在不耗费太多资源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将来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创新及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他还为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勾勒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蓝图：着力发展高科技而非重工业；着力发展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为了确保经济增长惠及更多国人，胡锦涛表示，政府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医疗保健及社会保障网络的覆盖范围，并且将促进私人领域增加就业岗位。

胡锦涛的讲话主要围绕整体发展策略，而没有一一列举新的政策。他的讲话几乎未涉及人民币汇率、房地产价格及股市飙升等短期经济问题。中国股市基准上证综合指数周一收于6030.08点的历史新高，该指数今年迄今的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125%。分析师称，既然政府高层领导已就胡锦涛讲话列出的几个优先问题达成了一致，各政府机构将在未来几个月制定出具体的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金融学教授赵锡军指出，从胡锦涛讲话的重点不难看出，未来几年发展经济仍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其重要性超出了其他任何问题。赵锡军表示，中国政府重点关注环境问题意味着，污染制造者将面临高额罚金，节约能源的技术将获得税收方面的鼓励；此外，由于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了希望提高居民家庭收入，个人所得税税率或将随之下调。

不过胡锦涛并未明确表示他将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与保护自然环境及实现社会和谐之间的冲突。地方官员在贯彻胡锦涛的政策时有可能被夹在这两大工作重点之间左右为难。

西安市市长陈宝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央政府确实要求地方加强环境保护，但地方政府也需要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

陈宝根指出，发展的提速为更多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从而给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多税收。西安市政府需要这些钱来履行自己有关提高社会服务标准的承诺。他表示，如果没有资金，市政府就无法支持教育、改善医疗保健体系。

事实上，胡锦涛也在他的讲话中指出，保持经济增长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促进经济繁荣视作一副良方，用之化解任何因其执政而引发的不满情绪。胡锦涛在讲话中确实提及了政治改革，他在讲话中至少六十次提到了“民主”二字，但他明确指出，必须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未来任何可能出现的改变都将在一定限度之内。

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将重心置于国内事务之上，其对国际争端以及军事行动基本上采取了回避态度，而且此次胡锦涛也指出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解决台湾问题仍是中国军事及外交方面的最重要工作，而且近来两岸关系正处在紧张状态。不过，胡锦涛并未提议要大幅调整对台政策。他提出要和台湾当局就两岸和平展开协商，但前提是台湾领导人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台湾现任领导人已经表示了不接受这一谈判前提。

Andrew Batson / Jason Le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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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即将初露端倪

本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即将出现的领导层人事变动有望向世人证实，中国正在将权力逐步移交给新一代精英──那些懂经济、懂商务、比其前任更注重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官员。

定于周一开幕、周日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计会提拔一批更年轻、接受过更广泛教育的干部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并促进全国各地政府部门也产生类似的转变。分析师称，这种变化将促使年轻一代领导人开始在出谋划策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并有望改变中国政府部门同海外企业打交道的方式，尽管这种转变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此次会议将批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新人选。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二十几位委员组成，每月举行一次例会。政治局中拥有超级权威的则是目前由八名常委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此次大会还将批准一个确定今后五年主要任务的政治报告。现任党的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推动中国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解决贫富差距扩大和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方针预计会在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中国目前一代的领导人中许多都在60岁以上，多为工程师出身，是在1978年中国结束封闭状态，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前成长起来的。与他们不同的是，新一代领导人多在50多岁，学的多是法律或经济，许多人都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走上工作岗位的。

在这批所谓的“第五代”领导人中，两位最重要的人物是现任上海市市委书记习近平和东北工业大省辽宁省省委书记李克强。二人都拥有法律学位，预计将在此次大会上跻身政治局常委──本次会议可能要更换一半的政治局常委。这两人中的一人或许将在2012年胡锦涛的任期结束后接替胡的位置。

不过，预计胡锦涛不会在本周的会议上指定他的接班人，而会继续采用依靠政治局常委多数意见决策的方式，避免出现一言堂的局面。

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年轻一代领导人也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不太可能推进激进的政策变革。不过，中国领导层目前的任务应是完善政治和金融体制，使之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相匹配，在这一点上，新一代领导人在法律和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经历恰恰与之相吻合。而前一代领导人将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了建设大坝、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上，这也是他们多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一种反映。

今后几个月中，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中的官员可能都会出现更迭，其中包括省部级和地区一级的领导职位。从现实角度看，新一代领导人的崛起可能会让外资企业高管推进项目或是同政府高级官员的接触变得稍微容易一些，因为年轻一代领导人对企业更加了解，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方面也更有经验。同目前大多数高层领导不同的是，新一代领导中有些曾在美国或其他国家长期工作或学习过，有的甚至长达几年时间。

目前，领导层中的最高职位大多仍将由上一代人担任，这会限制那些年轻官员的影响力。不少新一代领导人都将担任副职，如副省长、副部长，或政府及政府下属研究机构的首席顾问，等等。

不过，他们会逐步开始担任更高级的职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国问题专家李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随着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权力逐步向下一代人过渡，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政治精英可能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此前曾担任另一个富裕省份浙江省的省委书记，并因实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政策而广受赞誉。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曾将习近平描述为“知道如何实现目标的人。” 而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的政绩则是通过吸引日本和韩国投资，推动了这个没落工业大省的振兴。

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也要求中国政府能在国际外交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近几周来，中国在缅甸问题上一直面临压力，尽管中国的立场一直是宣称不干涉别国的国内政治。

但分析师们表示，随着越来越多在国外接受过教育的官员走上领导岗位，这种立场也将发生变化。布鲁金斯学会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黄靖称，在第五代领导人开始掌权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将会更加开放、宽松和老练，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领导人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而且是因为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融合到了目前的国际体系中，这是一种基于全球市场经济，以民主为主导的体系。

Jason Le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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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触顶回落

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这可能表明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触顶，有望进一步出现回落。

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周四宣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11.5%。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高于预期，为11.9%，而第一季度为11.1%。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1.5%。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房地产投资热，以及企业对新工厂产能的大量投资。2007年至今，此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7%。但经济增长的另一主要推动力──出口，其近几个月来的增幅却较年初时近30%的增长率略有放缓。

第三季度的增幅略低于部分人士的预期。中国央行的研究部门曾预计第三季度的增长率将回落至11.7%。同许多观察人士一样，央行的经济学家也预计今后几个月的经济增幅将温和回落：他们预计第四季度的增长率为11.5%，然后会在2008年上半年降至1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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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几乎没有人预计经济增长率会大幅下降。近几周来，中国官员多次表示，政府短期内的经济政策重点仍是抑制经济偏快增长。不过，他们尚未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或是宣布新的紧缩措施。中国国务院周三表示，将继续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信贷投放过多，并抑制物价过快上涨。

7月份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之强劲，超出了人们预期，此后央行已经三次上调基准贷款利率，总共调高了0.72个百分点。消费物价指数的大幅上扬（8月份达到了6.5%）也是上调利率的原因之一。不过物价的上涨主要是由于猪肉短缺造成的，迄今为止，其他商品的价格并未大幅上扬。由于猪肉价格从前期高点回落，9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也降到了6.2%。

Andrew B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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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尚无力支撑全球发展

尽管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再次达到了两位数，但国内消费的持续疲软很可能会限制其在美国经济减缓之际支撑世界经济的能力。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第三季度经济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5%，但在政府采取了预防经济失控的多项措施之后，当季经济增速有所回落。

最新统计数据还显示，今年消费者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小于去年，对出口的依赖性则在加强。国内消费的增长有助于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并使中国有更多机会在维持世界经济扩张的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

周四公布的数据也包含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第三季度增长率已经从第二季度11.9%这一令人不安的高位回落。尽管通货膨胀率仍处于6.2%的高水平，但也较近期的高点出现了下滑。

这一结果足以令政府官员相信近期采取的提高贷款利率和降低出口退税等政策暂且降低了经济过热的风险。分析师目前预计，今后几个月里中国经济的增速还会逐步放缓。

预计中国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可能降至11%以下，不过用国际标准衡量，如此增速依然非常可观，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很快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国家而言。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就变得越发重要了。

Action Economics驻新加坡的经济学家大卫?科恩(David Cohen)说，以前，如果美国经济陷入危机，全球都难以保持增长；现在看来继续维持增长的机会则多了一些，因为随着亚洲经济的迅猛增长，美国的重要性比五、六年前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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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里的加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两个因素的推动：一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厂建设的繁荣，另一个则是出口的大幅增长。最近几个月这两个领域的增幅虽有所收窄，但仍维持在很高水平：今年以来投资支出增长了25.7%，而去年同期为27.3%。中国的贸易顺差在第二季度曾猛增74%，但第三季度增长了50%，这主要是由于出口税率的改变和去年的比较基数过高所致。

不过这两种增长来源都存在风险，而且随着中国对这二者的依赖不断增加，风险也在不断累积。热情高涨的企业和本地政府目前投资了大量项目，但其中很多可能会在几年内失去意义，成为经济的累赘。尽管出口制造业因为欧美和日本消费者大量购买中国产品而发展得生机勃勃，但发达国家消费支出的下降可能使之遭受重创。因此，许多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声音都呼吁中国转变增长模式。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周二在讲话中表示：“中国向世界证明了它能够实现快速增长，但它能以不同的方式增长，最终实现更明智的增长吗？”他指出，为使经济增长摆脱对重工业、高能耗和出口的依赖，中国需要大胆地进行结构性政策调整。

中国政府表示它正在向这个方向进行转变。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发言人李晓超在周四通报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一直是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点，目的就是要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说，收入增长和社会福利项目使中国消费者的手头更加宽裕了。

李晓超表示，根据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前公布的数据，2006年全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因此这意味着实际上消费的重要性反而下降了。而中国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程度都有所增强：今年前三季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1.4%，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6%。

中国经济中出口的作用相对较大而消费支出的作用相对较小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至今未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推动力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建筑热令世界上的原材料和重型设备生产商受益匪浅，但中国的消费者并未购买很多海外商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亚太地区事务部副主任史蒂文?杜纳威(Steven Dunaway)曾在10月19日表示，虽然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大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占据了很高比重，但就全球而言，增长的原动力仍来自世界其它国家各自的国内需求，而非由亚洲本地区创造的国内需求所带动。

这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了。李晓超称，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疲软、次级贷款抵押市场危机和油价高企是可能影响中国的主要外部风险。李晓超向记者表示，由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尚存变数，因此对中国的影响也不确定。他还表示，中国政府准备采取必要的政策来确保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

Andrew B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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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年上半年经常项目盈余增长

中国政府的一项研究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达到1,629亿美元。研究还暗示，中国经济今年下半年或许将继续保持高增长。

这份登载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简称:外管局)网站上的公告重申了政府实施的宏观政策以及所采取的态度。

该局表示下半年，“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此外，它还指出，“国家已明确把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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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问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引发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的摩擦。根据外管局的数据，中国去年上半年的经常项目盈余为915.8亿美元。

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继续支撑着经常项目盈余，但中国政府已表示，其长期目标是寻求国际收支平衡，这也是它解决经济发展失衡问题的目标之一。

外管局还指出，今年上半年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达到902亿美元。

外管局表示将研究多种方法来帮助缩小顺差：如拓宽个人投资者的海外投资渠道、加大对出国直接投资的支持、放松对外国机构筹集以人民币计价基金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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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为世界带来双赢机会

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表示，中国计划于2050年前将其13亿国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三倍，这对世界经济来说也是个实现“双赢”的机会。

但周文重在周一的演说中同时指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国会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将会威胁到中美关系。

周文重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发表演说时指出，中美两国都应反对台独。台下观众静穆而庄重。

周文重30分钟的演说以抚慰为基调，随后有半小时的提问时间。问题大多谦逊有礼，只是偶有尖锐。此次演说没有出现其他中国政府官员在美公开亮相时通常会出现的抗议活动。只有一位亲台抗议人士在会场外的人行道上举着标语牌。

周文重表示，中国人民清楚了解自由与和平的意义，和平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唯一之路。

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现年62岁的周文重精力充沛，足迹遍及世界很多地区。他8月份就曾在俄勒冈州、怀俄明州和华盛顿州发表过一系列演说，期间谈到了中美两国产生摩擦的多个关键原因。

当被问及中国出口玩具和食品引发的一系列安全担忧时，周文重回应，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监管。

他批评美国国会提出数十个议案，就多项贸易问题针对中国，包括盗版、中国贸易顺差及汇率政策等。

周文重表示，越来越严重的保护主义情绪尤其令人不安，问题与摩擦在所难免，但保护主义或者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决不应成为解决之道。

周文重谈到，1978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9.6%，国民生产总值从1,473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2.8万亿美元。

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依然漫长，2006年中国人均收入为2,100美元，而美国为43,86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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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近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目标为，2020年时人均收入达到3,500美元，2050年时人均收入增长三倍。

他表示，中国对所有其他国家都奉行双赢政策，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是个机遇。

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最近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提出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被认为是造成人民币估值过低以及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原因之一。

鲍尔森认为，中国严重偏离了国际规范和人们的期望。

周文重驳斥了中国实行保护主义的说法，并指出中国将会进一步向世界开放。

他说，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里开放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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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金砖四国中最不受欢迎市场

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周三表示，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12月份金砖四国(BRIC countries)中最不受欢迎的证券市场。

根据美林公司周三发布的全球新兴市场货币经理人调查显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下降，超过30%的基金经理认为中国经济将放缓；2005年也曾有过类似的预期。

金砖四国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在之前的调查中，印度通常是金砖四国中最不受欢迎的市场。

美林公司表示，调查还显示市场重新看跌全球经济增速和公司利润。美林还称，投资者继续增持新兴市场头寸，但增持的比例减小。

42%的基金经理预计在未来12个月内，新兴市场的公司利润将更为糟糕，而在11月份仅有9%的基金经理持有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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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为数不多的投资者预期未来12个月新兴市场的企业收益将增长至少10%；有58%的投资者预期新兴市场的企业收益会增长，而在11月份时有73%的投资者持此观点。

投资者对于新兴市场国内需求维持原先看法。就地区而言，亚洲市场继续受欢迎，而新兴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则是最不受欢迎的地区。

与此同时，投资者增持巴西、俄罗斯、土耳其、泰国及印度尼西亚市场头寸，而减持智利、以色列、波兰、台湾及南非市场头寸。

在类股方面，非必需消费品类股在新兴市场的基金经理中最受欢迎，有53%的经理称增持此类股票。投资者还增持能源、电讯和工业类股。相比而言，投资者减持的是科技、公共事业、医疗保健及金融类股。

本文涉及股票或公司

Merrill Lynch & Co. Inc.

总部地点：美国

上市地点：纽约证交所

股票代码：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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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名义增长还是实惠增长？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

张巍柏

中国经济近几年来持续快速增长，但中国民众的幸福感为何没有等比例增加？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们告诉了我们很多答案，例如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税收增长速度，等于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让政府拿走了等等。其中还有一个更加要命的答案，那就是通货膨胀。当前物价的飞速上涨意味着大众手中的货币在不断贬值，实际上在收入名义增长的同时，购买力在飞速下降。

事实上，不单是中国碰到如此问题，就连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最近也为此甚为苦恼。一项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今年将首次超过美国，而此前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生活水平一直稳居全球榜首。

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多少，英国知名研究咨询机构“牛津经济学”(Oxford Economics)得出了上述令英国人“扬眉吐气”的结论。“牛津经济学”预计，2008年英国人均GDP将达到2.35万英镑，超过美国的2.325 万英镑，也高于法国的2.17万英镑和德国的2.1665万英镑。这将是自19世纪以来，英国生活水平首次超越美国。很多人相信上述数字很大程度上是因美元疲软、英镑坚挺使然。“牛津经济学”主管艾德里安?库珀(Adrian Cooper)表示，除汇率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英国十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增长。

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人均GDP比美国低34%，比德国和法国分别低33%和26%。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如今英国人均收入不仅首次超越美国，同时还比法国和德国高出了大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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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普通英国人来说，上述数据只是种安慰，生活水平高更多体现在数字的增长，而非大众的实际感受上。近几年来，英国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再加上近期石油等能源价格创纪录增长，英国人的收入已经严重缩水。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在美国人抱怨实际收入几十年来没有提高的同时，英国人面对高昂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其实际“幸福感”也并不比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强。

英国人得到了人均GDP超过美国人的名义，美国人却得到了物价低廉的实惠。未来的中国，到底需要像英国一样的名义增长，还是需要像美国一样的实惠增长？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正在踏上获得名义增长的道路。

问题是，快速的名义增长所伴随的是实质购买力的大幅下降。1992－199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名义上都超过了20%，可留给国人的是什么？那一次的经济飞速增长，带给中国的是十年都未消化完的烂尾楼还有数额极为巨大的坏账，几大国有银行事实上都已接近破产或是已经破产；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国企倒闭和数千万国企职工的失业大军……

很多人认为，我们当前的经济增长或可避免这样糟糕的结局，从而上演一番中国经济增长的神话。但这恰是脑袋发热的最佳证据。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按名义计算，超过16%是最保守的估计。2007年中国GDP实质增长超过11%是毫无疑问，而下半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超过6%、全年达到接近 5%水平也是毫无疑问。这都是基于官方统计数据而言的，如果我们考虑经济增速的低估，考虑CPI数字还有很多应该统计而尚未统计的低估状况，中国经济名义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出官方统计范畴，接近或达到名义上的20%可能是与实际情况比较相符的。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显然已经越来越接近那种虚假癫狂的状态，我们得到了资产价格不断膨胀的疯狂，但失去的是购买力增长的实惠。如果我们不开放市场将资产泡沫向外转移，不将过剩的人民币输出到国际市场，不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以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从而化储蓄/投资为消费，那么，超过20%名义增长的中国经济就会因为大量的市场管制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泡沫游戏。

（本文作者张巍柏系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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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或以提振内需应对外部经济挑战

中国周四将公布2007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经济数据，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连续第二年超过11%几乎已成定局，这一增长水平即使以中国近年来的标准衡量也是相当高的。

但鉴于全球经济增速有可能在美国引领下出现放缓，中国政府的施政重点现在看来很有可能发生转变，从遏制因经济蓬勃发展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和其他过热现象，转到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维持经济的必要增长上来。中国政府计划今年新增1,000万个城镇就业机会。这意味着政府将更加注重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很长时间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事实上，中国的出口增速在去年最后几个月已开始放缓，其对经济的影响正在显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去年第二季度达到11.9%的峰值后便开始下行，第三季度降至11.5%，第四季度的增速看来还会进一步回落。

一些出口商由于来自美国的订单下降正计划裁员，这有可能进一步对家庭和消费者支出造成负面影响。更为糟糕的是，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也在侵蚀着人们的购买力，而股价以及某些城市房价的下跌又使人们的财富进一步缩水。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本周表示，2008年国内外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将更为复杂，中国的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眼下，中国领导人仍将主要注意力放在遏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上，中国去年的通货膨胀率已接近5%。政府甚至出台了冻结电价和燃料价格的措施，并对某些食品实施了价格控制。持续的通货膨胀限制了政府通过降息等举措提振经济的能力。但如果通货膨胀形势出现缓和、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当前的这种局面有可能迅速出现改观。

中国银河证券(China Galaxy Securities)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中国政府已开始关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虽然人们预计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最差也能达到9%左右，但这一增速与过去两年的落差却是十分明显的。左小蕾说，政府应该刺激国内消费，以弥补外部需求下降造成的不利影响。

其实，中国政府在化解这种不利影响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率得以维持在接近8%的水平。但这种刺激经济的做法也存在危险性，那就是一旦政策效应消退，经济便有可能陷入萧条。

近年来，住房、工厂和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方面的投资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致于许多官员担心会出现供大于求局面。为避免产能过剩，中国政府频繁出台遏制投资增长的措施，并警告说要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但如果中国领导层认定需要上马更多基础设施项目以抵消出口增长放缓产生的不利影响，上述担心可能就会被抛到脑后了。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亚洲经济学家格伦?马奎尔(Glenn Maguire)说，如果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速度确实严重放缓，那么中国要维持确保社会稳定所必需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需要加大建设和投资力度。就业人数的增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的份量可要大大超过对产能过剩和无效投资的抽象担忧。马奎尔因此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暂时放弃一段对更均衡增长的追求。

中国已经上马了许多大型投资项目。铁道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今年将大力加快铁路新线建设，根据计划中国今年将斥资人民币410亿元新增铁路通车里程 7,820公里。鉴于联合国估计中国的城市人口每年将增加1,800万，因此加快住房和公用事业建设大可不必担心造成供大于求。除北京外，中国目前还有成都、武汉和广州等十个左右城市也在兴建和扩建地铁系统，另有几个城市的地铁建设计划正待批准。

多数分析师还预计，政府对原材料和高污染产品出口的税收和监管限制也会放松。这些去年出台的限制措施旨在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引发了中国与美欧间的政治摩擦，还导致大量资金涌入银行体系，使其难以有效处置。

但随着美国经济出现疲软，中国政府要求遏制贸易顺差过快增长的声音也减弱了下来。中国的出口增速已从2007年上半年的29%放缓至下半年的22%，政府又开始考虑扶持出口商了。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上周表示，企业出口正面临着新的压力，稳定出口的任务非常重。

全球经济增长的温和放缓实际上有助于缓解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国内食品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就是全球农产品市场供应吃紧推动的，而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则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国内银行体系。政府的一些智库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会略微放缓，仍可维持在10%至11%的水平，鉴于经济增长率超过11%后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这一增长水平更为人们所乐见。

但如果出口大幅滑坡导致失业率上升，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国家发改委经济学家樊彩跃本周撰文称，虽然出口增长目前出现的放缓势头有助于缩小贸易顺差、纠正外部失衡，但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仍然需要维持一定的出口增速，因此如果出口增长大幅放缓，将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不利。

为了改善中国经济易受出口和投资波动影响的局面，政府过去两年中一直试图鼓励国内消费者少存多花。但改变人们的支出习惯可比上马公共工程要费时得多。国内消费支出增速迄今未有明显增长。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中国去年1至11月的零售额增幅为12.8%，与2006年全年的12.7%相差不大。

中国政府今年仍在陆续出台可增加人们消费能力的政策，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继续扩大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降低人们的医疗和养老负担等。

Andrew B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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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轮中国经济调整可能漫长而痛苦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

徐斌

花无常好，月无常圆，盛衰荣枯乃自然之道，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一轮经济周期通常要包含复苏、繁荣、调整、萧条几个阶段。自2001年以来的本轮经济周期目前仍处于繁荣阶段，但好日子终究有个头，不可能这么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尽管调整迟早要来，但经济调整也不可怕，不过是改正过去经济中所犯的一些错误而已，只要经济体系有足够的弹性，通常很快又会迎来新一轮经济繁荣周期。

然而，此轮中国经济繁荣的周期结束后，相应的调整期将会很长很痛苦。其缘由就在于刚刚实行的《新劳动合同法》和即将出台的《工资条例》。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时，明确表示：“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近期在列席工商联界别联组会议后表示，由劳动保障部牵头制定的《工资条例》草案主体已完成，我国将把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政策通过法律化确定下来。如果《工资条例》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就会成为一种工资形成和增长的机制。由地域性的、行业性的工会和商会进行协商，确定工资水平。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后果，其实不要等经济调整到来，现在就可以看得清楚──企业纷纷解聘临时工、招聘数量大幅缩水、企业招聘纷纷提高员工素质要求、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歇业……。而《工资条例》所带来的恶果，却要等到经济调整来临才能看得见。这是因为目前经济繁荣形势下，企业有能力也有必要给员工加薪，工会插手员工薪资问题，只要不是太过分，劳资双方并无不便。但问题是经济形势一旦急转直下，涨上去的工资要想下来，因“集体协商机制”未必就那么容易了。按经济学语言来说，工资价格开始变得“黏性”。劳动力是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格一旦“黏性”，经济系统就没有原来那么有弹性了。

事实上，企业员工加薪从来都不需要什么“集体协商机制”。自2004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普通工人最低工资上浮差不多一倍，这中间也没有看到哪家工会出头为农民工兄弟说话。老板不加薪的结果很简单：招不到工人！企业之间残酷竞争导致农民工薪水大涨，毋需政府劳心劳力。经济繁荣下，劳资之间薪酬体系灵活多变──年底花红、带薪休假、免费午餐外带考勤奖等等不一而足。企业要靠多种方式方可留住员工为其效力。如若不然，在2006年珠三角劳动力最紧张的时候，常有工厂员工因一个手机电话告知另外一家工厂月薪多出50元，就拍拍屁股走人！一旦经济调整，市道不景气，劳资双方不得不勒紧裤带一起过苦日子，奖金花红一律取消，带薪假期提也休提，诸般福利也化为乌有。工人虽然薪水大减，但总好过无米下锅。企业之间充分竞争就是保障员工加薪的最佳机制，因此只要政府打破垄断，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对中国穷人而言，这就阿弥陀佛了。

需求大增，价格自然大涨，需求大减，价格自然相应下调，无论如何，市场只要均衡，人们就会有活可干，分别不过青菜豆腐和大鱼大肉。现如今，工会代表政府要横插一竿子，市场均衡自然不存在，到时连青菜豆腐亦不可得。因为企业发现，无论裁员还是减薪都是很为难，那么要请一个工就是一个工，如无必要坚决不招人。即使经济逐渐复苏，企业招聘员工仍然小心翼翼，扩大再生产还是小步慢行，如无厚利就不开工──看看德法等劳动立法的欧盟国家连年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低迷不振的经济，自然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需要指出的是，从新《劳动法》到《工资条例》等一系列信号，都显示出一种情景──政府与行会组织（如工会）将更多地干预市场要素的配置，一个自由度更小的市场环境正在扑面而来。表面上，这些立法的初衷是好的，也能带来政治上的得分，但对于未来中国经济与市场环境来说，情况可能会很糟糕。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不客气地说，但这些法律和政策有可能颠覆现在的市场经济基础。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通往地狱之路通常是由良好意愿铺就的”，阿克顿勋爵这句话套在《新劳动合同法》和即将出台的《工资条例》上最合适不过，这两个法案都严重损害了它们原本想保护人群的利益，非但如此，这两个法案很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让原本富有弹性的经济体系从此变得僵硬而缺乏活力。

（本文作者徐斌系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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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6月底前基本完成“三定”工作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周五称，中国将在6月底前基本完成新一届政府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

温家宝是在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发表上述讲话的，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制定时间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本月早些时候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内容包括组建五大部门，旨在提高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加强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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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作为本次会议的首要议程，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要应对通货膨胀问题以及美国经济疲软可能拖累中国经济放缓的问题。

温家宝在周二表示，实现今年全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增速目标（4.8%左右）并不容易。在食品价格飙升推动下，中国今年2月份CPI上升了8.7%。

他在周五重申，政府将努力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关键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市场供应。他还表示，将依法实施对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务的临时价格干预。

中国政府年初实施了一些临时性措施，要求奶制品、猪肉、羊肉以及鸡蛋等部分食品的大型生产商在上调价格前必须先获得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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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在周五的讲话中称，政府将鼓励和引导农民扩大春播粮食和蔬菜等农作物面积，认真落实促进粮食、生猪和奶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他重申，政府将坚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进一步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新上扩能项目，严格执行项目建设程序和市场准入条件。温家宝表示，中国将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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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初显放缓迹象

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终于开始初显放缓迹象。

工厂及基础设施投资支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过其增速现在已开始减弱。贷款申请获批变难，房地产开发商尤其感受到了政府从去年末开始实施的紧缩信贷措施的影响。由于原材料成本上升，一些公司利润下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也因此减少。

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抑制投资过热和投机性泡沫，不过收效甚微。而现在，效果开始在市场上显露出来。房价在去年大幅上涨后开始企稳，上证综合指数也较去年10月高点下跌了46%。

正当世界经济前景越来越不明朗之际，中国政府试图让国内过热经济温和放缓的努力开始初见成效。随着美国经济的下滑，中国的出口增长已连续数月放缓，出口行业今年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也会较去年有所减弱。

汇丰(HSBC)驻香港的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已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们已看到有迹象显示中小企业受到了严重冲击。

今年中国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显示，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都有所放缓，中国出口增速近年来首次低于20%。虽然经济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消费者支出等领域表现也不错，但经济数据仍凸显出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显著放缓。具体的放缓程度要到中国4月17日公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后方可知晓。

屈宏斌说，关键问题在于公众将如何反应，有多少人认为这种放缓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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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经济的下滑，世界银行(World Bank)刚刚下调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期，目前预计2008年全年增幅将降至9.4%，比2007年整整低了两个百分点。当然，以其他任何经济体的标准来看，这个速度仍旧很快，但对于连续五年经济增长都超过两位数的中国来说，这仍算得上是一种调整。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驻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卡尔?温伯格(Carl Weinberg)本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经济增幅降到一位数将会冲击市场，很可能会引发能源和工业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经济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运气不佳：今年1月末、2月初，中国中部和南方大部分地区遭遇了严重的冰雪天气，导致交通中断、店铺停业、工厂停工。这将暂时抑制年初的经济增长，而且可能会使经济放缓看起来比实际趋势还要严重。早期有迹象显示3月份会出现某种反弹。

不过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的放缓幅度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大。举例来说，今年前两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这一资本支出的基准量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4.3%，略低于去年25.8%的增幅。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些数据没有经通货膨胀调整，而通货膨胀率一直在上升。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今年前两个月投资较去年同期的增幅不超过18%，相比之下，去年大部分时间这一增幅都在23%至25%之间。分析人士认为，这要归因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以及出口型企业因美国需求下降而缩减了生产规模。

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也使很多公司的利润率下滑。国家统计局对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今年前两个月的总利润仅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6.5%，明显低于2007年全年36.7%的增幅。上市公司中，轻、重工业的主要企业都受到了重挫。

香港上市的纺织品和纱线生产商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Weiqiao Textile Co.)本周公布的2007年净利润减少了20%。该公司董事长张红霞将此归咎于美元走软、中国税收政策的转变以及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Baoshan Iron & Steel Co.)近日公布的2007年净利润也出乎意料地下滑了2.8%。为应对铁矿石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这家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今年已经上调了很多产品的价格。

经济放缓的这些初期征兆目前尚不足以令中国领导层放松抑制通货膨胀的努力。今年2月中国通货膨胀率达到8.7%，创下十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中国央行(PBOC)对此作出反应，今年第一季度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推高了4.1%，这是2005年中国取消钉住美元的政策之后人民币升值幅度最大的一次。中国央行周一在季度会议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央行将继续实行“从紧”政策，并警告称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投资增长可能出现反弹。

不过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强调，他正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走势，中国政府已准备好在必要时迅速调整政策。去年中国政府的预算盈余超出预期，因此它有很多资源可以用来刺激经济增长。不少分析人士已经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基础设施支出将大幅增加。

温家宝上月曾指出，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温家宝承诺今年将新增1,000万个城镇工作岗位。他说，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来缓解就业压力。

Andrew B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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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兑人民币跌破7元大关

2008年04月10日13:24

人民币周四迎来重要里程碑，美元兑人民币十几年来首次跌破7元大关，北京方面也越来越乐于通过汇率反应出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

上海市场交易开始时，中国央行(PBOC)将美元/人民币中间价定在人民币6.9920元，低于周三人民币7.0017元的收盘价。中国央行对外汇市场实行严格控制，美元兑人民币可以在央行制定的中间价上下波动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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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数月来，人民币一直在加速升值，继去年全年兑美元升值7%之后，今年迄今人民币兑美元又已升值4.5%。

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表示，从经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正常的趋势。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速达到了两位数，而美国经济却是处在放缓阶段。

2005年7月，在国内经济压力和国际呼声的双重推动下，中国政府放松了延用了十年之久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不再被限于 8.28元。在汇改之初，人民币升值步伐缓慢，原因正是有关当局强调建立一个有效的汇率体系的重要性，并且毫不理会来自美国国会和其他贸易伙伴对华实施贸易制裁的威胁。由此，直到2006年5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才突破了8元大关。

如今，人民币升值被认为是对付中国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的一剂良药，因为通过升值能够降低原油等那些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重要进口商品的成本。

不过，不断升值的人民币在中国国内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升值的人民币让中国出口商品变得昂贵，特别是那些生产对价格敏感的商品的中国公司，它们自称受到了冲击。并且，经济学家和中国百姓也普遍认为人民币的估值依旧过低，在对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的预期推动下，人们对房地产等资产的投资热情丝毫不减，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希望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这些资产的价值也会随之升高──即便其他因素表明资产价格已经偏高。

尽管美国一直在向北京施压，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但华盛顿也在担心美元贬值可能会促使中国在眼下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时刻不再买进美国国债。

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不再威胁中国要采取制裁措施，而是开始尝试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以鼓励北京放松对汇率的管治。鲍尔森本月初访问中国的时候，有关美元兑人民币即将破7的传言甚嚣尘上。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后，鲍尔森向记者称，我向胡锦涛主席表示，美方认可中国在人民币问题上取得了非常显着的进步，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更准确地反映了经济基本面因素。

James T. Ar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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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降温引发新争论

2008年04月17日09:48

中国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热火朝天的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增幅继续小幅减缓。面对日渐悲观的全球经济前景，中国经济逐渐减缓引发了人们对中国需要多快增长速度以及它能达到什么速度的讨论。

中国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周三称，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0.6%，较最新修订后的2007年11.9%的增幅有所下降。

出现减缓主要是由于贸易疲软以及今年年初的国内雪灾。同时，通货膨胀水平依然很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经将抑制通胀列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3月的消费物价指数(CPI)较上年同期增长8.3%，比2月的8.7%略有回落。3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上涨8%，2月为6.6%。

第一季度的增长数字超出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测，它也减轻了国内要求政府停止抑制通胀、开始刺激经济的压力。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在宣布最新数据时表示，政府的任务没有改变。他对记者说，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防止物价继续上涨，但他表示，政府也会注意不要引起经济增长剧烈减缓。

上述数据发布后，中国股市基准指数周三收盘跌1.7%，持续的高通胀和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令投资者降低了政府会放宽政策的预期。

股市收盘后，中国国务院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称虽然全球经济环境错综复杂，但通胀仍是中国首要的经济问题。央行则上调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而减少了银行能用于贷款的资金，此举更是明确传达了上述信息。

这些举措是政府自去年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抑制通胀政策的一部分，这些政策包括让人民币升值、上调利率以及控制银行贷款等。在为高速增长带来的好处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政府官员也承认，去年将近12%的增幅超乎想像，今年显然不可能延续这个速度。

确定合适的增长速度更难。国内经济学家们多年来都认为8%-9%属于正常的增长速度，但现在开始将这个标准提高到10%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去年预计全年增长率可能在9.5%-10.7%。这一预测也符合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9.8%的年均增长率。

鉴于这种势头，中国几乎不可能出现传统的衰退即经济活动减少的情况。但还是有人担心，全球经济减缓会导致中国的增长率低于其潜力所能达到的水平，也就是低于能创造足够工作机会的水平，这也是一些经济学家所谓的成长性衰退。

北京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China Jianyin Investment Securities)经济学家李志坤说，对中国来说，低于8%的增长就可视为衰退。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最近提出警告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即全球经济剧烈减缓、金融市场动荡加上国内高通胀，中国今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7%。但即使放缓程度不这么剧烈，也会危及中国政府为其日渐膨胀的城市人口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的目标。有关官员预计，每年需要新增1,000万个工作机会才能跟上劳动力的增长速度。

据官方数据，过去5年中，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产生约850,000个新工作机会。这意味着，政府如果想要达到其目标，就需要将年增长率保持在11%左右，或是想办法让较低的增长率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庄建说，关键问题是，政府需要改善私营企业及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这些企业应该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随着中国出口增长减缓，已经出现了关于部分制造商裁员及关闭工厂的报道。一些着名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担心，他们要求政府刺激经济增长，以应对全球经济减缓的影响。

中国《经济观察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对失业率上升的社会影响发出警告，并提出首要任务应当是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而非抑制通胀。温家宝表示，他希望在增长和控制通胀之间实现平衡，但他与有关官员一直难以说清到底怎样去实现。

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驻伦敦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亚历克斯?帕特里斯(Alex Patelis)说：“他们矛盾重重。他们有许多目标，也想达成所有目标。但必须有所取舍。”

Andrew Bat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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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预测中国2008年通胀上升 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OECD)周三上调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并表示，如果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继续居高不下，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速度或快于预期。

OECD在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2008年中国CPI升幅或在6.1%，高于去年12月份时预计的4.0%。中国07年CPI升幅为4.8%。

OECD还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该机构预计，中国08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为10%，此前的预期增幅为10.7%。中国07年GDP增幅为11.9%。

OECD称，高通货膨胀率持续时间愈长，通货膨胀预期面临升温的风险就愈大，进而使经济增长放缓幅度高于目前的预期。

过去几个月，中国通货膨胀率居于历年来高点，令中国政府担心如无法缓解通货膨胀压力，或将导致经济和社会动荡。

OECD预计，09年中国GDP增幅将进一步降至9.5%，CPI升幅则放缓至4.2%。

OECD称，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以及流入中国的投机性外汇增加对中国经济向均衡增长有序过渡构成了威胁；均衡增长更多依靠国内需求推动，而对出口依赖较小。

OECD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以减轻经济过热压力为目标；但OECD既未呼吁中国进一步加息，也未力促人民币汇率重估。

OECD表示，尽管人民币汇率一次性重估或为加息创造更大空间，并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但此举与中国政府抑制人民币升值的意愿相悖，并将使一些经济领域面临调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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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称，中国利率已经高于美国，如果进一步加息，或将导致更多资金流入中国，使中国央行遏制资金流入的难度更大。

OECD表示，资金流入增加还导致流动性过剩加剧，从而加重通货膨胀压力。

OECD表示，中国推行的财政政策以及强劲的国内需求或将缓解因外部需求下降而带来的压力。该机构称，预计08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在GDP中所占比例为10%，低于07年的10.8%。预计2009年经常项目盈余在GDP中所占比例将进一步下降至9.5%。

J.R.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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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国内，对中国经济各式各样的说辞也是琳琅满目。

中国经济将被外资左右 可能连锁性破产

2006年01月25日10:41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专稿：日本一家有影响的杂志，日前就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评论：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取得了成功和发展，但在微观上中国的民族企业发展开始达到了极限；中国企业只是关注使用外国技术，依靠低成本生产产品，而不是全力开发自主技术；中国企业之所以不能发挥独自性，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环境造成的。

这家杂志告诫说，外资厂家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市场扎满了根，发挥着技术和品牌的绝对优势，而中国企业只能通过效仿和低价格来与外资企业抗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日本《选择》月刊1月号刊登的这篇文章，题为《中国国家昌盛而民族工业走向衰亡》，

“中国经济将被外资左右”

本来“改革、开放”政策就是中国经济出现奇迹般增长的动力，而“改革、开放” 的着眼点是“引进外资、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当初中国没有更深地考虑如何扶植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企业，以及如何加强它们的竞争力。战后，日本的前通产省把“保护、扶植、加强民族产业及民族系统企业”作为政策的头等大事，在材料、汽车、电脑、半导体等各领域限制外资，想方设法提出对日本厂家有利的政策。在这点上，日中有很大不同。

如果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国内市场也被外资逼入困境，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出口大国中国的出口中，60％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个事实反映了民族企业难以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本质。

2006年中国官方媒体介绍，世界银行表示，中国贫富差距加大。世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表示，分析显示，在截至2003年的两年内，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而同期最富有的10％的人群收入增加16％以上。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受到收入冲击的影响——他们只能依靠储蓄来维持消费。这些分析结果向中国政府缩小财富差距政策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咨询公司 Dragonomics的葛艺豪表示，世界银行的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它表明“水涨船高”的观点错了。

2006年12月18日出版《瞭望新闻周刊》有标题为“20万亿GDP台阶上的中国”的文字。入世五年，中国经济总量连上台阶，在全球经济排行榜上，中国2003年超有道理，2004年超法国，2005年超英国，目前已坐四望三；同时，出口总额也由2001年的2661亿美元，增至今年的9600 亿美元左右，为入世前的3.6倍；外汇储备由2001年的1050亿美元增建了十倍，到今年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跃居世界第一。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 越来越受瞩目。

同一期文字当中，也有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者的洋洋自得。马凯在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年中国经济呈现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物价较低、运行较稳、实惠较多、后劲较足的特点。

不过，到现在，人们的看法早就没有那么乐观了。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内容。

梁京：温家宝的赌博

当前的中国经济，与四川抗震救灾的形势颇有几分相似。地震形成的堰塞湖，高位积蓄了大量江水，对下游百余万人口构成严重威胁，而国际上居高不下的能源和粮食价格，则对全面处于价格低谷的中国经济，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图为温家宝在唐家山堰塞湖坝上实地察看排险情况

像许多关注中国经济的人一样，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温家宝不选择温和通胀兼加速人民币升值，使中国的物价水平平稳地接近国际水平，而选择了持续大量补贴进口石油和广泛实行物价管制的方针？这一方针对中国经济打击沉重，并导致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流失大量资源。

有人估计，按照目前石油的内外差价，中国政府对进口石油的补贴，一年可达600至800亿美元；而由于出口产品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流失，将超过 1000亿美元。从全球经济的角度，中国政府人为地压低国内能源和粮食价格，不仅意味着自己大出血，而且对降低全球的通胀并不利，因为中国的补贴一方面加大了对能源的需求，同时，由于限制粮食出口，还助长了全球食品价格的上涨。

我现在的理解是，温家宝虽然低估了输入通胀的压力，但他拒绝温和通胀的选择绝非轻率之举。他的基本判断是，中国政治无法承受通胀风险，因此，宁可打击中国经济，宁可对外大出血，也不能冒通胀风险。温家宝比一些只知照搬西方教条的专家要高明，他知道中国穷人太多，又没有什么资产，他知道中国官员太腐败，很难在高通胀中有效对穷人实行大规模的收入补贴。因此，温家宝把赌注押在了美元早日回升，押在了国际石油和粮食价格早日回落。

温家宝敢于这样去赌，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财力雄厚，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对能源产业以及对粮食流通的垄断性控制。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年初南方的大雪灾，政府能够强制煤矿和电厂赔钱生产。这再一次证明，中国经济远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不过，温家宝赌博的风险也不小，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今年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政府可以强迫国有的石油公司赔钱进口石油，强迫煤矿和电厂赔钱生产，但是，无法强迫中国农民赔钱生产粮食。因此，如果今年中国粮食出现严重减产，如果出现农民惜售，温家宝的赌博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麻烦。

温家宝的最大失误，很可能是他对中国的粮农太吝啬，舍不得大幅度提高政府收购价格。由于政府收购价格过低，再加上能源涨价导致化肥价格上升，许多农民大量减少化肥使用，一些地方的农民干脆决定不生产粮食。政府对这些不利于控制物价的消息进行封锁，所以，外界很难估计中国今年粮食的生产前景。温家宝对中国粮食供求平衡的信心，还建立在他相信政府库存充足。他认为，只要限制出口，中国不会出现粮食短缺。但是，中国粮食库存数据的可靠性，早已遭到舆论的置疑。政府的粮食营销机构，臭名昭著，一贯弄虚作假，在真正需要调粮的时候，能否调出来，国人并无信心。温家宝这样赌博对于缓解全球粮食危机也没有好处，其实，如果他大幅度提高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并适当增加出口，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好处，但温家宝却选择了保护主义的政策。这可能就是国际机构对中国政策不满的重要原因。

温家宝的赌博如果输了，对中国和世界都不利，因此，我相信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他失败。但是，无论抗震救灾，还是应对输入性通胀，温家宝系天下安危于一身，他这样凭一人之决断赌下去，不免会失败。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了温家宝，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究竟会变得更加安全，还是更加危险？因为我们完全无法预料，中国的黑箱政治，会把一个什么样的人，放在温家宝现在的位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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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还在商务部任职的太子党也信誓旦旦。薄熙来:中国产品质量年底会有更大改观。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全民高度关注产品质量问题，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更是采取了全面的积极的措施，而且采取了经济、法律等诸多办法，我觉得这套组合拳打出去，到年底，我国的产品质量会有一个更大的改观。

也是在去年，许峥给我发来了相关的内容。

美阻挠中国在中亚找能源。

哈萨克斯坦输往中国的石油计划于5月通过阿塔苏－阿拉山口石油管道进入中国新疆的独山子石化公司。由于中国经济的要害就是在能源储备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严重依赖石油进口，因此美国一直想给中国扩大石油进口制造更大的麻烦。美国外交人员开始加强对哈萨克斯坦的关注，美高官也开始对哈进行访问。对美国来说，哈萨克斯坦既是美国巩固其地区边缘政治的据点，也是能源资源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在最近中东、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动荡不安的局势下显得特别重要。5月份，美副总统切尼访哈，他此行主要目的是敦促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对输油管道的走向做出“正确选择”。美国还计划将输向中国的石油转向西方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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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级富豪人数迅速增加，已达到15万人

上海消息：中国超级富豪人数迅速增加，已经达到15万人。

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曾为福布斯财富榜首席调研员、现《胡润百富榜》发行人的胡润说，由于中国经济繁荣，富翁人数在迅速增加，个人财富超过5百万美元的超级富豪已有15万人，而且其财富还在日益增加；这使得奢侈品价格也随之增长，特别是豪华房产、游艇、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公司主管教育课程等。胡润还说，全中国有50人的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2000人超过1亿美元，3万5千人超过1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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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年，中国经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国内民间研究机构对此目不转睛。

◆ 【周小川：宏观政策着眼于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4月1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第十七届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召开。央行行长周小川发言指出，中国经济在2007年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基础上，2008年一季度运行基本平稳，物价总水平和名义消费增长较快，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较快增长，出口增速回落，贸易顺差呈下降趋势，总体经济形势良好。但中国经济仍存在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等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通胀压力加大，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的通胀。同时密切跟踪分析新情况新问题，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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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艺的胡星斗也在殚精竭虑地为破解中国经济困局寻觅着良方。

以民主财政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

——在财政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我讲两点。

第一点，以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我认为民主财政可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突破口，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础。所谓民主财政，就是公共财政的决策、资金的流向、使用的程序都应当是公开的，人民或者是其授权的代表可以进行监督，未经纳税人的同意征税都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国家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也必须经过纳税人代表的同意，公共财政的预算必须详细地列出各种开支，没有列入开支预算的项目，不能够开支，列支的钱不得挪作他用。

但是中国的问题是，纳税只是公民的义务，纳税人缺乏了解税款的去向、用途的权利，纳税人财政公益诉讼制没有建立起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查流于形式，预算也是编制粗糙、笼统，执行十分随意，可以说基本上是长官意志，没有强制性，也缺乏有效的问责、监督制，特别是每年每度都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各级地方都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官员代表大会，因为70%甚至90%的代表都是官员。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要弄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报告，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征求到，但是这个报告有多少能够落实，就没有人追究，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都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每一年召开，各级地方都要召开，但缺乏事后的监督。审计监督也是治标不治本。

总之就是中国没有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和现代公共财政制度。

怎样建立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呢？

1、要借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权力制衡和监督，那就是像前面李教授和秋风所说的，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监督职能和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批权，要追究超预算开支、非预算开支，改变预算开支项目上的责任。

2、要通过民主财政推动代议制民意代表的产生，通过普选强化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减少官员代表的比例，杜绝纯荣誉代表的产生，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和专业化，使他有时间、有能力审议政府的财政。

3、推动审计和司法的独立性。

4、推动财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任何纳税人都有权对浪费公共资金的现象，对违反财金制度的情况提起公益诉讼，代表全体纳税人或者部分纳税人提起公益诉讼，美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制度。

5、通过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媒体监督，实行财政决策的公开。

总之，通过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民主和进步。

第二，以民主财政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前两天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文章。

1、扭转经济分配机制的失衡。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估计今年要达到5万亿元，上半年就已经是2.6万亿，也就是说今年一年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就在 1.2万亿，如果加上预算外、制度外的收费，总收入恐怕在6、7万亿，或者更高，政府不可谓不富，但是劳动者工资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11%、 12%，而世界平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率是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可见，政府的富裕是以人民群众的贫困为代价的，中国收税越多，税收增长越多，人民就越贫困。因为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80%来源于工薪阶层，增值税的70%来自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

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目前达到1.3万亿美元。但外汇储备越多、出口越多，对资源、环境、劳工身体的透支越多，人民就越贫困。

二、扭转经济主体竞争的失衡。中国目前垄断的国企发达，而民营企业步履维艰。一方面是垄断的国企收入非常高，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税赋太重。中国的税收主要是向生产环节收税，民营企业如果不偷税漏税，80%的民企会立马倒闭。所以，中国的民企大多规模小，重复建设，产品雷同，科技含量非常低，利润微薄，缺乏品牌，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特别是没有国外的销售渠道。这些就与对民营企业的收税太重直接相关。

中国很多的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这不是中国的幸事，而是中国的灾难。那么多的垄断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北京的很多报纸讲，北京有多少企业进入亚洲200强，那都是垄断的国企，没有竞争力，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效率，浪费资源。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越多，人民的福利就会越少。

三、扭转中国的经济资源利用的失衡。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消费，三公消费，还有我说的四公消费，占财政支出40%以上，如果加上政党的开支，共青团、妇联、工会、民主党派的开支都算在其中，公务消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其实超过50%。而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

我希望，以民主财政为突破口，扭转中国经济方面的失衡。

如何建立民主财政？除了刚才所说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革之外，我想非常重要的还是要建立财政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民对这种财政上的不合理的情况、违法的情况提起诉讼。可能还有其他的途径，我希望在这里能够听到朋友们更多的建议。

2007-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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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进入新的伟大时代，中国却面临着内乱和解体的危险。这是由中国改革的历史性质和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即将展开的以精英分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把中国推向内乱和解体的道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家产，殖民化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民毁掉了家园，那么精英化的集团政治改革，有可能会把中国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概念，使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解体的东方大国，只是解体后的状况会更加糟糕。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各个国家，由于完好保留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共同的文化资源，彼此能够和平共处，人民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动荡。而中国解体一旦发生，已经崩溃的道德体系和濒临崩溃的生态环境，以及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将使整个社会立刻陷入可怕的生存危机和无休止的内乱之中，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人民都会付出极其惨重的巨大代价。之所以说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抢劫式的私有化改革和权力买卖的市场化改革，将社会完全撕裂为彼此仇恨的贫富两个极端和没有丝毫价值认同感的无数碎片，彻底摧毁了国家统一的社会伦理基础，所有社会群体包括依赖国家机器发了大财的权贵集团，都对国家失去了基本认同感。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当初国共两党杀得血流成河，但是至少在中华民族利益上彼此是认同的，今天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彼此多么对立，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彼此也是认同的，可目前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不仅在国家、民族、公理、正义等维系社会的基本问题上失去了认同感，甚至连彼此对话的语言认同感都失去了。失去基本认同感的国家比肥皂泡还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化为乌有，当初清军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半个中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区区上千日军能够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无一不是各种社会力量丧失了国家认同感的结果。当代表国家的官僚权贵达到邪恶顶端时，任何入侵者都将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至少会给老百姓一个希望，哪怕是纯粹空幻的希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危难时刻更加糟糕的是，在抢劫式私有化把社会撕裂为碎片的同时，经济殖民化发展又把国际垄断资本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并与地方官僚买办势力融为一体，一旦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到位，这些外资马上就会浮出政治水面，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分裂中国的在华势力，再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那种混乱局面。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社会集团，并且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与国家利益形成对立，这种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矛盾现象同样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私有化改革属于印地安式改革，如同当初武力占领美洲的白人一样，强行宣布自己是全部财产的主人，唯一不同的是，当初白人几乎把原来的主人印地安人全部杀光，中国则是把原来的工厂主人工人全部赶走，宣布财产已被“管理层收购”，即所谓MBO。当全部中小企业都被“管理层收购”以后（之所以是打引号的收购，因为收购者并不支付一分钱），整个国家资源便成为收购对象，只是对国家资源的收购不再限于管理层，而是联合外资共同收购，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外资，从外资那里获取巨额回扣。

这种把整个国家资源和以往创造的全部产品迅速变现的私有化方式，虽然在极短时间内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庞大无比的富豪群体，并为西方发达国家贡献了惊人的巨额财富，但是却遇到了一个无法跨越的伦理障碍：中国富豪群体获得的巨额惊人财富没有任何合法性依据，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无法找到占有这些财富的伦理依据。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包括最野蛮抢劫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都没有过的“非法占有现象”。以往各个社会无论其贫富分化多么严重，无论其财富掠夺方式多么残酷，但是至少都符合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伦理，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法性，在没有提出新的政治伦理之前，这种财富占有方式就是神圣的合理的，任何侵犯行为都没有合法性依据，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富人理直气壮的道德基础。而最近几十年的中国，无论是扒房子圈地，还是抢劫企业出卖资源，所凭借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这种流氓土匪山大王的伦理法则，无论是站在古老东方文明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立场上，都与国家的政治伦理格格不入。这就使目前中国的利益集团陷入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尴尬境地，获取的惊人财富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的光环，把自己推上社会羡慕的荣誉顶峰，反倒背上沉重的罪恶十字架，成为社会讨伐的目标，成为社会所有邪恶的集大成者，在整个社会的诅咒中滑向由仇恨构成的恐怖地狱。

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财富集团同时也是荣誉集团，像目前这种财富集团却成为邪恶集团的现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利益集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丧失了任何精神家园的流浪野狗，无论按照任何政党任何国家的政治伦理来衡量，他们都是一群天良丧尽、人伦尽失的刑事犯罪分子，其罪行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哪怕是已经在地狱安家的邪教组织。中国利益集团的这种特殊历史地位和犯罪性质，决定了他们绝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那样去维护和扩大民族利益，如同当初德国纳粹集团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那样，而是一定要把中华民族推向解体。尽管目前他们还会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继续掠夺，但是他们知道，共产党这个名称本身就决定了其不可调和的历史敌对性质，一旦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复活（文革决定了这种政治基因随时都会复活），等待他们的将是毁灭性灾难。毛泽东生前曾说，文革不是一次，以后还要进行许多次。虽然中国利益集团对毛泽东本人全盘否定，但是对于毛泽东的预言却从来不敢掉以轻心，30年来一直坚持不断地反对所谓极左，就是担心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复活，再次爆发文革。集官僚、买办和汉奸于一身的民主社会主义，天真地以为只要把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就能逃避历史清算。而这个集团的主流却十分清楚，只要共产党一消失，中国民众的革命清算立刻就会火山般爆发，并且这种清算会遍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对他们来讲，不管共产党继续存在与否，只要中国还存在，中华民族还存在，就无法逃避最终被清算的命运，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中国分裂，中华民族解体，所有罪行都会随着中华民族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改革三十年来，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台独、藏独和疆独三大分裂势力，加上利益集团这股最大的内部分裂势力，终于让百余年一直图谋肢解中国的西方势力，第二次找到了之配合的国内政治力量。曾占据了中国历史三分之一时间的内乱分裂的巨大魔兽，正煽动着令人颤栗恐怖的黑色翅膀，悄悄飞临中国上空。那个老人终于可以安息了，早在八十年代他就说过“我死了，某某（指子女）他们也活不成”，为了让子女在自己死后能够活下去，就只有让中华民族活不下去。这是家族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要做慈祥的父亲，就只能做民族的罪人，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而肢解中国的方法，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摧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建立精英分权的集团政治体制，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为西方国家肢解瓜分中国创造制度基础。或许现在许多人还意识不到以精英民主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悲剧命运，如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人们意识不到私有化改革的悲剧命运一样。

如果最初人们就知道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就是人们重新被压在三座大山下面，就是上千万妇女沦为娼妓，就是下岗工人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去当舞女，就是妻女亲娘含着眼泪把父兄儿子送进不见尸骨的黑煤窑，就是每年数百万人因看不起病死在医院外面……，恐怕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欢呼这种改革。人类命运的悲剧性质就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发展过程：当人们能够改变悲剧命运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悲剧结局；当人们意识到悲剧结局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已经失去了改变悲剧命运的机会。中国改革精英独有的邪恶品质，更是加重了中国百姓的悲剧命运。主导中国改革的精英集团一直都是依靠谣言和诈骗推动改革，他们直到现在仍然炫耀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拐卖妇女的过程，先不说到哪里去，一路也都瞒着你，等到了地方把你卖掉你再知道已经晚了。所谓“打左灯向右拐”“目标天津谎称是廊坊”等，都是他们不断炫耀的欺诈伎俩，善良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骗得浑身精光失去一切的。中国人民已经被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拐卖过一次，绝不能再被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二次拐卖；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让老百姓失去的只是国家主人翁的地位，那么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让老百姓失去国家本身；失去在国家中的地位还可以恢复，一旦失去国家本身将意味着彻底毁灭。

经济殖民化，已经使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精英民主化，将使中华民族立刻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么通过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使国家陷入内乱、分裂，最终走向解体；要么通过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变肥大国家为强大国家，重建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许多右派和中间知识分子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民主政治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纯粹废话。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任何政治体制都讲民主，只是民主的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集权政治的民主，是只限于权利集团内部的民主，是只有政治精英享有的民主，其他集团和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集团政治的民主，则是权利、资本和知识三大精英集团之间以及他们集团内部的民主，属于精英民主，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只有大众政治的民主，才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

中国的资本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为了从权利集团那里获取更多的利益，权利集团内部也为了利益瓜分更加均衡，便努力编造了集团之间相互制衡比单个集团控制社会更加优越的谎言，什么多党制衡优于一党专制、民主分权优于集权专制等都属于此类谎言。如果孤立地来看，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是和现实一比较就会发现完全是谎言，他们所谓的民主分权，是把广大民众完全排除在外的一种精英集团内部的分赃游戏，不仅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各个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在客观上部分地反映民意，反倒是三大集团联合起来形成铁三角，共同欺压老百姓，使老百姓陷入更加绝望的悲惨境地。权利集团借助资本集团的市场力量买卖权力，把公权变现为私产；资本集团借助权力集团的政权力量强取豪夺，把社会财富据为己有；知识精英集团为官求财的奴才本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完全成为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豢养的宠物，唯一的功能就是如何讨好主人，获取一块更大的带肉骨头。

如果说集权政治条件下老百姓只是遭受一个集团的掠夺，那么铁三角式的集团政治将使老百姓同时遭受三个集团的掠夺，如果说强奸是一种罪恶的话，轮奸则是一种更大的罪恶，不能因为强奸是犯罪，就用轮奸这种更大的犯罪来取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卑鄙就在于他们打着反对强奸的口号，大肆宣传轮奸是一种文明和进步。可以说，在反对人民行使大民主的问题上，中国三大精英集团不仅立场完全一致，甚至不共戴天的仇恨程度都大致相同，他们是在排除大众民主的前提下反对集权专制，如果在集权专制和大众民主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集权专制。其实，他们所谓的集权专制本身就是在否定和镇压大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30年来他们一直把文革中的大民主妖魔化为“空前的历史浩劫”。可见，中国精英集团所谓的集权和民主不过是他们“放牧百姓”的不同方法，无论放牧方法怎样改革，放牧者都不能和猪马牛羊享有同等民主权利，这就是中国精英集团实行民主改革的实质。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走仅仅实行党内民主的集权政治道路，也不能走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道路，只能走实行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道路，这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建立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中。

在共和国整个权利结构中，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为复杂的是人民政府制度。由于历史的限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都不可能直接由人民掌权，而只能由各级官员作为人民勤务员代替人民掌权，如何防止新的国家官员由人民勤务员变成欺压人民的官僚集团，使社会主义革命再次重蹈历史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悲剧，这是除毛泽东之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甚至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所有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来讲，能否成功地把官僚集团置于人民的直接监督和约束之下，还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意义，中国历史上三分之一的内乱分裂几乎都是由官僚集团造成的，要么是官僚集团势力做大，逼宫篡权导致内乱，形成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要么是官僚集团嗜血残暴、逼民造反，酿成天下打乱。所以，历代统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努力控制好官僚集团，并且除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外大家都懂得，依靠官僚集团本身来约束官僚集团是根本不可能的，如同用左手不可能防止右手盗窃一样，目前中国的腐败之所以难以遏制，就是依靠纪委监察部门等官僚机构自我约束的结果。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只能依靠外部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了皇亲国戚和宦官太监这两种外部力量进行监督；皇亲国戚在利益上和皇帝是一致的，和官僚集团是分离的；宦官太监没有后代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只能依附于皇帝；这两种力量在客观上能够对官僚集团形成监督和制约。但是这种权力制约方式有一个致命弊端，就是必须有一个十分强大专制的铁血皇帝，只要皇帝稍有软弱，就会发生或者豪门干政或者宦官专权的所谓“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的政治局面，明代魏忠贤的宦官专权、祸乱天下就是一个典型。中国历史上“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恐怖，以及内乱割据的极端惨烈，是历史上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重要原因。除使用外部力量的约束之外，许多朝代采取了破格提拔平民政治家进入朝政，形成布衣将相格局，采用吐故纳新的方法不断刷新官僚集团的内部成分，通过新老官僚之间互相制约的方式约束和控制官僚集团。现代西方国家则是采取了三权分立的代议民主制的方法，这个方法在西方国家能够成功，一是由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历史决定的，西方国家一直是皇权、教权和知识分子三大力量相互制衡的历史；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西方国家对官僚集团的制约不是通过人民，而是通过资本实现的。显然，中国不具备采用西方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自上而下的约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来保证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深有感受、切齿痛恨，文革结束后再次主持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坚决打倒和清除那些直接来自基层的所谓“火箭干部”“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并且为干部提拔设置了严格的“台阶论”，即提拔干部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能越级提拔。“台阶论”在两个方面保证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一是逐个台阶进行筛选，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地把那些具有平民意识和造反精神的所谓“极左分子”过滤掉；二是经过官场绞肉机的逐级搅拌，筛选出来的干部都是没有骨头皮的软糊糊一团，能够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型外交关系。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让陈永贵去主持对外开放，这个不肯吃亏的农民绝不会把国内发行价十几元的股票，一元多卖给外国人；直到被隔离审查前还拿着工人工资的副总理吴桂贤，也不会用武警逼着工人不准罢工地为外资干活。

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民主约束制度，只是民主约束制度不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其实，认真分析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制度就会看到，西方国家的权力约束之所以有效，并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它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舆论自由，把所有官僚都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之内，稍有不慎便被舆论拿出来在公众面前暴晒，不用公众出手，仅政敌之间的残酷绞杀就足以让所有官僚都战战兢兢；社团民主，既能够把分散的公众组织起来进行有序斗争，又不会动摇政党统治的基础，美国那么多年都是两党轮流执政，永远搞不出第三个党，就是因为社团民主只威胁官僚约束政府，而不威胁政党利益。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这些优点，被一代政治大师毛泽东，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发挥的淋漓尽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自由和民主的最高水平。一是前面提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舆论压力；二是社团民主又形成了地动山摇的强大组织压力。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不用注册不用向任何官老爷乞求，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

在那样一个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理想主义大火熊熊燃烧，贪污一元钱会有数十上百个战斗队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会有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历尽30年仍然对那个时代充满深仇大恨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自由主义右派，一方面口口声声推崇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一方面又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时代。要知道，只是在21世纪的最近几年，一些自由民主最发达的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而我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达到了。所以大家翻看一下那个时候的国内外报纸就会发现，如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毛泽东时代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只是到了邓小平时代才颠倒过来，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变成了攻势，中国变成了守势。社团民主对权力的强大约束作用，从前些年美国纽约市长访问上海的观感中也可看出，当时纽约市长问上海市长：“上海城市建设这么快哪来的土地？”上海市长一句回答让纽约市长差点儿晕过去：“扒房子！”，纽约市长说一个纽约市200多个社团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几乎所有的城市政策这些社团都要过问，别说连做梦都不敢想去扒市民的房子，甚至连关起门召开市长会议都是罪过，所有市长会议都必须公开。这个纽约市长所抱怨的，和我们许多官员对文革控诉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文革结束后，虽然没有像取消四大自由那样在宪法中取消结社自由，但是却设置了一个“理发师悖论”，展示了第二代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智慧：民政部规定，成立社团必须有省部级批文；到省部级获取批文，又必须有民政部批准。

这样一来，社会约束权力集团的两大手段全部被斩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解除了对权力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集团第一次达到了为所欲为的最高境界，并且为了巩固权力集团的财富基础，同时也解除了对资本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和资本成为社会运转的两大轴心，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轴心运转的社会，双轴心的疯狂运转吞噬掉了社会的一切，中国老百姓也陷入了双重悲剧之中，文革中曾经达到了自由和民主顶端的中国大众，作为历史补偿又被打落到另一个极端，不仅不敢再去奢想约束权贵集团，自己的财产能保留到明天天亮就已属万幸，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天堂。所以浙江一个小小的车管所长才能包养100多个情妇，上海滩一个小瘪三才能一次拿走政府40亿社保资金，几个金融官员才能贱卖银行股一年就损失1万多亿。失去了约束的权力比任何妖魔鬼怪都更加可怕。

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

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陷入历史上最腐败时期的根本原因，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法则：升官发财。发财是目的，升官是手段，千里做官只为财，一朝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特别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规模的权力买卖市场，当官成为最大的暴力产业，所有权力的市场价格都在暴涨，特别是当教育和医疗的权力进入市场以后，不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包括知识精英也加入了暴富行列，大家一起欢呼改革总设计师的伟大。其实，权利结合、纵官逐利，是封建社会的固有法则，根本不需要任何设计，如果非要说设计不可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规模上成千上万倍地扩大了而已。对于现代国家来讲，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来讲，真正需要设计的是如何建立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利制度，防止通过权力买卖，把有限的公权变成无边无际的私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绝不可能制订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规。更为伟大的作用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古今中外官员的成分和来源，由于当官已经无利可图，只是实现政治抱负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径，这就能够在制度上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理想主义者。

目前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几乎无官不贪的腐败泥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升官发财的官场规则，决定了大家进入官场的目的就是发财，从开始就是奔着发财而来，这就从源头上注定了腐败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官僚队伍越滚越大，资源耗费规模之大旷古未有。一是制度型腐败公开席卷了社会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预算内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成为数百万官僚挥霍的基础，我曾经问过一个大学的官员，都去过哪些国家，他说数量多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去遍了，接下来只有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还值得一去。每年仅国家能统计出来的出国费用就高达2千多亿。二是集体型腐败又通过收费、罚款等手段，把超过2万亿（2006年水平）预算外收入纳入了各级行政官员的“小金库”，用于豪宅、豪车、豪赌、豪游等变态性奢侈消费，重庆一个宣传部长携带2亿公款去澳门豪赌，一出手就就输掉1个多亿，而重庆市民每月的低保收入才2百多元，全市每月低保收入总额也不到2亿元，所以重庆老百姓才会为节省区区10元钱，在争购食用油时3人被活活踩死，几十人被踩伤。历史上类似惨剧只有在赤地千里的大灾之年才会发生，可见官灾是超越任何灾难的最可怕灾难。三是最可怕的人格型腐败，人格型腐败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腐败现象完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一方面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命运集中到少数官员手中，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把这些权力任意变现的庞大的市场体系，就这点来讲，改革似乎又的确存在一个总设计师，设计出了能够实现权贵利益最大化的权与利相结合的最佳制度。

权力和金钱，既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历史杠杆，又是人类社会全部灾难的历史根源。权力把人异化为外在奴隶，金钱把人异化为内在奴隶。虽然毛泽东按照权与利相分离的原则重新安装了中国的权力系统，但是权力本身仍然具有强大的腐蚀作用，在运行过程中如同电脑一样会产生大量垃圾和感染各种病毒，导致系统运转异常甚至系统崩溃。为保证新的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毛泽东便为这个权力系统加装了系统清理软件和杀毒软件，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运动和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是群众帮助干部整风的代名词，所以也叫群众运动，平常时间是干部管理群众，隔几年来一次政治运动，让群众也管理一下干部，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来经常清除权力系统中的各种垃圾和病毒，保证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即便有的地方权力系统是干净的，其中没有垃圾和病毒，至少也能起到刷新系统、提高运行效率的作用。通过政治运动对权力系统进行定期刷新和清理，不仅能够隔绝权与利相结合的外在机会，甚至能够消除官员以权谋利的内在冲动，人捞钱是为了活的舒服，当捞钱不仅没有机会带来舒服，反倒会带来灾难的时候，无论品质好坏，人都不再会有捞钱的欲望。文革结束后为了获得官僚集团的支持，有人宣布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社会腐败的大幕。毛泽东为中国新型权力系统安装的杀毒软件，则是在总结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历次劳动人民革命基础上的又一伟大政治创举。作为文革中新旧秩序交替产物的革命委员会，虽然自始至终都是权力机构，但是其构成和运转方式却对我们今天具有巨大历史启示，就是在全国建立自下而上的公民委员会，作为政治防火墙断开权与利之间的内在联系。公民委员会由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普通公民组成，它不是现有权力体系中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监督机构，不是由权力体系内部的“官”组成，而是由权力体系外部的“民”组成，对由“官”组成的行政机构具有直接干预作用，但是又不能代替行政机构行使权力，其主要功能就是把现有政府机构以及所有单位的行政机构变成纯粹事务性机构。

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

司法领域是目前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最突出的领域，是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早表现出大众政治色彩的领域，也是文革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已经得到验证的领域，目前推动世界司法领域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两大核心原则——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政治建设的伟大成果。可惜文革结束后，在疯狂的非毛反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创建的这两大现代法律原则，虽然在西方国家已开始开花结果，但是在中国却被彻底否定，并且时刻不停地被咒骂了近30年，使中国走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恶法治国的悲剧现象。以往任何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法律本质都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其立法精神无不闪耀着统治集团内部理想主义者的神圣光环，从最早的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王法典》，到后来支配欧洲200多年的《拿破仑法典》，以及中国历代律法，都充满着惩恶扬善、维护天理人伦的人文精神。像文革后中国这样，立法初衷就是为某些人作恶服务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恶人治国历史上很多，恶法治国历史上罕见，法律是社会最后一块遮羞布，古今中外历代王朝即便是亡国灭种也不会撕掉最后这块遮羞布，如同一个人到死也不会裸体到大街上一样，可是唯独中国撕掉了最后这块遮羞布，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把法律变成了作恶工具。这已经突破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文明底线，完全属于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现在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这种恶法治国的邪恶状况，应该结束了。就总体来讲：

首先，恢复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原则，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重新引领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潮流。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公众立法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立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但是世界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框架限制了公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公众对法律的影响还只限于舆论和司法层面，例如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地方，由人民陪审团断案，在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法律再多也等于无法，因为人民陪审团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这和中国文革期间宏观只有一部宪法，微观只有一部婚姻法那种极少法律文本的状态，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文革没有法律文本并不是没有法律本身，许多法律是用“群众专政”的条条框框形成的，是典型的公众立法。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中国之所以形成恶法治国，根本弊端就在于精英立法，并且不是“武松式精英”立法，而是“西门庆式精英”立法。

比如《证券法》就是由原本是法律约束对象的庄家起草制订的，所以不仅不能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反倒成为恶庄造市的作恶工具，中国成千上万投资者的血本无归，就是这个保护庄家的《证券法》造成的。目前西方国家的有罪推定制度，也叫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属于大众政治的范畴，实行这个制度的哲学依据就是 “富人天然有罪说”，如同文革期间讲的成分论，富人天生就有罪，要证明自己清白，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就是有罪。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有这个转变？随着现代经济特别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富人越来越成为犯罪主体，穷人除一般刑事犯罪外，越来越失去了犯罪资格，比如在证券市场上，穷人想犯罪都没有资格。并且作为受害者的穷人永远不可能拿到富人的证据，如果让受害者提供证据，等于是保护和鼓励富人犯罪，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如果由司法部门进行调查，又是拿广大纳税人的钱在为富人开脱，对广大公众不合理，所以只能由富人自己去寻找证据，找不到就是犯罪，就要赔偿就要破产。并且为了发动群众监督富人，美国法律规定，违规者一经查实，违规金额中20%奖给举报者，由于证券市场上违规金额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乃至上百亿，举报出一个违规者就能发大财，这就把富人至少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置入了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

公众立法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并且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不仅是体现在立法程序上，更重要的是应该体现在法律内容和法律本质上，这是只有毛泽东时代才达到过的立法水平，是建立在以人民为本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以往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权力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资本面前人人平等；真正的人人平等从来就没有过。权力集团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约束权力集团之外的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法律，规定了凡是运用权力手段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同样，资本集团立法的目的是约束资本集团之外的所有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法律，又规定了凡是运用资本所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开天辟地第一次规定了无论采用任何手段作恶都是犯罪，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还是暴力形式，一律同等对待。法律不再只是约束某些集团或者某些群体的犯罪方式，而是同时约束所有集团所有群体的犯罪方式，彻底结束了以往那种运用权力或者运用资本抢劫强奸甚至逼死人命也不属于犯罪的黑暗时代，最典型的就是刑法关于流氓强奸罪的演变过程。毛泽东时代的刑法规定，无论采用任何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权力和金钱在强暴妇女方面的法外特权。

人有三种支配社会的强制力量，即权力，财力和体力。官僚用权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富人用财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穷人用体力也就是暴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所以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式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才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你是官员，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你做同样的事情，就用同样的善恶标准来衡量。可是文革结束后，面对满街的西施貂禅，被几十年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憋坏了的官僚富豪，急不可耐地于八十年代初修改刑法，删除了运用权力和金钱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属于犯罪的条款，只保留运用暴力手段才属于犯罪的条款，于是，只有穷人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才属于犯罪，官员和富人别说违背妇女意志，就是违背妇女全家意志发生性关系也不属于犯罪。为了能够占有更多的妇女，便进行权力下放的改革，把所有老百姓的命运都集中到各级官员手中，妇女的悲惨命运开始了，上千万中国妇女被逼良为娼，包括大量未成年少女，为了能够安全地玩弄未成年少女，后来又进一步改革刑法，把和14岁以下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属于强奸罪的条款，附加上一条：在不知道对方年龄的情况下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不属于强奸。如此一来，穷人的妻女从8岁到80岁，无一漏网地全部被纳入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地位。这就是中国右派叫喊的所谓法治，这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叫喊的所谓法治。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法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有希望通过量变完成的话，那么中国向大众政治的转变则必须废除现有的所有法律，并且要追究这些法律设计师反人类反文明的刑事责任。

其次，重建整个法律体系，理顺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确立符合天理天道，道德和法律相统一的法律原则。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道德是法律运行的根本，天理良心是最高的法律，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世界人民的重要政治遗产。如同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宗教调节，中国古代主要依靠天道调节一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要依靠道德调节，道德是无形的法律，又是最高的法律，最可靠的法律。所谓道德调节软弱的说法，是因为道德调节脱离了人民群众，是与人民群众像对立的道德，只要道德调节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具有巨大的调节力量，甚至超过法律文本的调节。这就是前面提到毛泽东时代能够2部法律管天下，并且能管好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当时两部法律的设置本身就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精神：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民始终是弱者，是被压迫者，而中国妇女又是弱者中的弱者，所以宏观一部保护人民利益的宪法，微观一部保护妇女利益的婚姻法，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看就已经足够了。其他专业性法律都是开放式的法律，人民群众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和道德建设的需要随时进行修正，防止法律和道德相背离，保证法律和道德始终相统一。可以说，中国大众政治中道德为本的法治原则，概括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文明中最优秀的文明成果，是迄今为止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

古往今来中国人一直在讲道理，天道和天理是中国人最高的法律准则。政治生活把道看得高于一切，皇帝统治是是顺应天道，百姓造反是替天行道，好皇帝是有道明君，坏皇帝就是无道昏君，等等。道是什么？道法自然。可见这个道就是西方人讲的自然法。老百姓则把天理看得高于一切，凡事要讲天理，违背天理必遭天谴。天道天理构成了灿若星河的辉煌中华文明运转的轴心，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唯一流传下来的古代文明，不仅没有消亡，反倒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先导文明，就在于自始至终支配中华文明发展的是天道天理。其实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在向着这个方向转变。法国《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不证自明”，都在表示社会立法必须遵循一些带有终极性的真理和道德，和中国人讲的天道天理完全相同。由于西方文化本身有逻辑无道理，无法实现人们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完善，便用宗教来补偿这个缺陷，所以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法律宣誓都不是手捧法律，而是手捧《圣经》，表示宗教道德超过任何法律条文。并且为了防止浩繁的法律文本侵蚀和扭曲社会道德，便设置了人民陪审团这种法盲判案制度，唯一有权判决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成员，从全市市民身份证中摇号抽签产生，这些由身份证摇号产生的陪审团成员没有任何法律专业知识，从头至尾都是在根据道德良心进行判决，这和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判案完全一样，虽然决定罪行大小的是法律和法官，但是决定有罪无罪的不是法律，是天理良心。

中国精英集团在所谓法治建设上对中华民族所犯的最大罪行，就是在所谓“法律不讲道德”的旗帜下，摧毁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发展形成的所有道德资源，这是超越任何刑事犯罪的最大犯罪行为，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严重罪行。为了捍卫道德对法律的绝对支配地位，不仅在判决过程由道德裁定，判决结果也由道德裁定，这就是美国推广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赔偿分为事故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大类，前者按照实际损失来赔偿，后者的赔偿往往要破产，区别就看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否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就要重罚，原则上罚到破产程度。这和文革时期中国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完全相同，一般性问题从轻处理，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则从重处罚，并且载入个人档案成为一辈子的污点。惩罚性赔偿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财产处罚上实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真正的平等，许多富人财大气粗不在乎打官司，那就通过惩罚性赔偿让你立刻变成穷人。中国的官僚和富豪之所以随便欺负穷人，甚至敢开着汽车随便撞穷人，就是中国惩罚穷人的法律制度决定的。

中国法律表面上看，好像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富人穷人都按照一个标准判罚，但是同样数额的赔偿，对富人可能只意味着一顿饭钱，对穷人则意味着全家破产。再加上取证的困难和高额成本，决定了穷人打官司无论输赢，往往都意味着家破人亡。通过所谓法治，把富人的侵权成本设置得很低，把穷人维权成本设置得很高，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上访民众惨绝人寰，神州大地冤狱累累，这已经不仅仅是搞什么主义实行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犯罪行为。旧时中国有句话，叫做“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这里的衙就是指现在的公检法讼四大家，虽然上面这句话放到现在是错误的，但是中国法律制度的设计，在整体上把中国司法领域变成了一个不讲天理人伦的魔兽世界，无论其中无数个人的品格多么高尚，只要他穿上法律外衣，就必须彻底抛弃所有道德，这就是制度设计的根本作用。如同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资本家中也不乏品格高尚的绅士，但是只要他进入资本领域，他就只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成为人格化的资本。从这个角度来讲，用道德力量重建中国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对司法领域人员的道德拯救和人格解放。

最后，恢复权利和责任相均衡、收益和风险相适应的法律原则。权利和责任相均衡相适应的原则，是人类古往今来最根本的组织法则，也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组织法则，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几乎是整个世界所有国家无一例外的基本法则。可是中国精英集团却成功设置了一套权利和责任相分离、收益和风险相分离的法律制度：就是精英集团只享有社会权利，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拥有社会收益，而不具有任何风险（爆发革命的风险除外）。这是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从没有出现过的政治乱伦现象，它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和现代民主国家的非株连惩罚嫁接在一起加以推广，同时把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和现代民主国家的利益原则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

本来，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和株连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株连政策是针对裙带关系设置的，既然在利益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么在责任上就是一人犯法鸡犬不留，所以在没有消除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犯罪株连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否则就会出现目前中国这种“豁出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腐败行为不被发现，包括腐败分子本人在内的所有家人都会世世代代享受幸福生活；如果腐败行为暴露，则是除腐败分子本人之外的所有家人仍然能够世世代代享受幸福生活，并且只要不被枪毙，将来等待腐败分子本人的也仍然是幸福生活。这种脱离犯罪性质的惩罚方式不仅在客观上起着保护和鼓励腐败的作用，同时也是对人民血汗劳动的最大不公平。所以，采用什么样的惩罚方式，是由犯罪性质决定的，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哪种惩罚方式好，哪种惩罚方式坏，这是30年来中国人民的一个沉痛教训，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耻辱，在大力发展裙带关系的同时，大肆批判所谓文革株连政策（其实文革很少株连），是知识分子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历史悲剧，直到今天许多知识分子还在张口闭口地批判所谓株连政策。

目前比实行家庭连带责任更重要的是实行政治连带责任，这是惩治腐败恢复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法律制度。由于中国精英集团的妖魔化宣传，人们对株连政策形成了黑色偏见，把株连看作是十分邪恶的东西，其实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连带责任原则，商品三包售后服务就是一种连带责任，谁生产的产品谁承担责任，谁施工的项目谁承担责任。可是目前中国却存在一种十分荒唐的现象，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为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唯独各级官僚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提拔的干部，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中国干部任免任人唯亲的一个根本原因。道理很简单，如果实行连带责任，谁提拔的干部谁负责，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出发，各级干部也会千方百计提拔那些清正廉明的人，因为提拔的干部越廉洁，自己就越安全，否则即便是退休在家，也有可能因为株连而被投入监狱。党中央从来没有号召并且严格监督厂家要生产最好的产品，但是一个连带责任制度，就保证了厂家想尽千方百计要生产最好的产品，同样，如果各级官员对提拔的干部也像厂家对产品一样承担连带责任，中国干部的合格率将不会低于任何名牌产品的出厂合格率。总之，既然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必须适应于干部任免制度。

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现代社会分工制度。

前面所谈到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平等，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讲，只是具有利益保障作用，毕竟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对老百姓更具有直接作用的是分工的平等，有分工就有尊卑贵贱，就有阶级差别，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平等，这就是马克思讲的旧的社会分工的作用，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分工压迫。分工压迫是人类社会最后一层压迫，也是目前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压迫。人类社会一开始就面临着三种压迫：自然压迫、政治压迫和分工压迫。人类社会通过农业革命摆脱了自然压迫；目前正在通过工业革命摆脱政治压迫；但是目前却不具备摆脱分工压迫的技术基础。虽然新兴产业的发展让人类看到了最后摆脱分工压迫的希望，但是这个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还只是刚刚接近历史发展的起点，要达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彻底消除旧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由分工形成的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如果不加以限制，往往会抵消掉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的积极作用，把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变成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一种纯粹社会摆设。如果说在实现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方面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做出了不同贡献的话，那么在解决分工平等的问题上，世界各地却没有丝毫作为，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目前人文发展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还是当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意识到并着手解决分工所导致的阶级差别问题，这就是创建了一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现代分工制度。其特点是社会所需要的所有职业，都设置一条能够通向社会荣誉顶端的天梯，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是领导干部还是工人农民，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是大学教授还是掏粪工人，只要你爱岗敬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就可以直接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就可以受到包括最高领导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尊敬。当掏粪工人时传祥和毛主席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万众欢腾的场面时，当广场上的教授名流、专家学者仰望着城楼上这位掏粪工人时，他们之间由分工形成的社会鸿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悄悄填平。

当时这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分工制度，不仅能够保证社会所有职业都有希望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后来在文革中经过不断完善，甚至可以达到社会权利的顶端，文革后期各行各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劳动者直接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包括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内的各个领导岗位，源源不断地都有来自最基层的优秀劳动者担纲上任。这套分工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让社会所有人都能看到希望，都有机会拥有美好明天，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你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好好干，你就具有出人头地的光明未来。每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不再取决于你在什么职位上干什么工作，而是取决于你怎么干能干出什么；社会的较量，也不再是客观位置的竞争，而是主观努力的竞赛；当每个人的未来发展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劳动人民整体当家作主，便达到了和谐统一的完美阶段。只有在这时，社会才能逐步消除分工和私有制形成的异化发展性质，淡化由分工形成的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社会才能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真正属于人民，不仅是属于人民的整体，而且属于包括普通劳动者在内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所以找不到能够彼此沟通的共同语言，是因为中国左派和右派对生命的理解根本不同。在中国左派看来，生命是一个崇高的精神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崇高追求；中国右派则把生命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人和狗没有任何差别，需要的就是一块带肉的骨头。所以中国左派认为，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实现崇高的追求；右派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吃好喝好才是目的。所以便有了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的道德信条。中国右派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原本来自于西方文化本身的缺陷，中国右派大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西方文化历来就把生命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物质现象，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又为这种生命观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物欲色彩，只是西方宗教的发展弥补了西方文化生命观的这个致命缺陷，才相对平衡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右派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把西方生命观的物欲、肉欲色彩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兽性化发展，把中国变成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堕落的地方，人类历史上所有邪恶的东西都在这里达到了极端，并且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的邪恶。

现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是要建立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首先回答生命是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回答人和狗有没有区别的问题，就必须回答人性发展和兽性发展的区别问题，否则，就不可能彻底摆脱30年来的兽性化发展轨道，就不可能改变金钱拜物教的极端异化状态，就不可能恢复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就很有可能在物欲横流的历史沼泽中迅速沉没，最终陷入灭顶之灾。

第八，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微观管理制度。

当今世界，不仅宏观上人本主义的大众政治制度来自于毛泽东，微观上人本主义的管理制度同样来自于毛泽东。无论是当初八十年代垂范天下的日本微观管理制度，还是目前跨国公司人本主义管理原则，其理念和原则无不是源自于毛泽东时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由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不仅能够使企业充满和保持强大活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由以往的管理对象变成了管理主人，这是企业管理制度根本性质的变化。它标志着人类生产管理模式，由最初奴隶社会的棍棒式管理，再到后来资本主义的饥饿式管理，发展到了现代社会的尊严式管理，即把管理建立在尊重全体工人尊严的基础上。这是人本主义原则在微观管理领域的根本体现。它的革命性质变就在于，由于工人成为了管理的主人，企业不再是工人单纯挣钱谋生的地方，如同现代企业家一样，企业同时还是工人人格力量的外化，是工人生命价值实现的地方，是工人生命的外在形式，因此工人才会爱厂如家，像关心家庭那样关心企业。虽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的基础和运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管理方法也随之不断变化，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人本主义管理原则，仍然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只是让历史老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创建了人本主义微观管理原则的中国工人，后来却成为工业社会以来最悲惨的工人，不仅工资比重被压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甚至连罢工自由的权力都被取消了。更让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中国的右派居然认为拥有罢工自由的时代，是没有人权的专制时代；而取消罢工自由的时代是人权发展的民主时代。中国右派越来越异常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右派和民众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变成物种之间的差别，彼此之间越来越找不到生物共同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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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建议，并没有阻止中国经济令人啼笑皆非的表现。许峥发来的内容。

或许没有什么能比就业更能嘲弄中国的宏观调控：2400万，2007年中国新增的城镇待业大军，其中包括600万应届和上一年大学毕业生，即使按照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日前透露的全年就业目标，完成1200万就业，也还将有一半人员失业。这就是偏热的中国经济增长？这就是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增长？这种就业增长还需要三令五申的宏观调控？请别再给中国经济下“蒙汗药”了。

总量调控，确实是西方市场国家一以贯之的宏观调控方式，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市场化、全球化的中国来说，无论是货币传导机制、市场结构，还是微观主体的敏感程度，都是望“洋”兴叹，如果中国的宏观调控部门不顾中国国情，盲目地根据西方经济学照方抓药，最后肯定不是上吐，就是下泻。

一个潜在的危险是，中国的总量调控，很有可能会引起商业银行的逆向选择，更多的资金会流向收益性高、风险不易发现的中长期贷款，而企业的流动资金却受到挤压，尤其是中国最有活力的民营制造企业的资金，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每次宏观调控，最先遭殃的都是制造企业的流动资金，而这正是解决中国就业的主力军。

一个没有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肯定不能被称为经济“过热”或经济“偏热”，而由此引发的宏观调控，更是有失妥当。很显然，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多了一些半生不熟的“倒爷”理论，但失去的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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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呼吁重新思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新作用

“由于中国对外投资飞速发展，整个世界都需要重新考虑现有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WWF（世界自然基金会）26日发布《重新思考中国境外投资》报告认为，中国现有的这种经济模式将使全球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并阻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WWF这一全球环境保护组织对中国对外投资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取决于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获取自然资源，从而为像美国或欧盟等发达国家提供产品；另一方面则是满足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报告的作者之一，WWF贸易与投资顾问DennisPamlin表示：“中国现有对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工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我们需要探索新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否则，我们在未来就会为获得自然资源而争斗。”

通过分析，报告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对石油、铁矿、木材、棉花和大豆等产品的进口需求将会成倍增长。而大部分中国进口的自然资源都是以增值品或成品的形式重新出口给其他国家消费。例如，有人认为中国从东南亚国家大量进口木材是对热带雨林的一种威胁，但事实上，70％的进口木材都被制成家具出口至美国和欧盟。因此，美国和欧盟的消费者仍然应当承担世界范围内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责任，只是通过消费中国产品这样一种间接的方式而已。WWF（中国）战略总监李琳表示：“发达国家现有的不可持续性消费模式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渗透。这也引发全球各国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并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的增长加剧了这种趋势，因此，需要重新考虑如何维持全球可持续性发展这个问题。”报告认为，目前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线形模式，该模式忽视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转化成“循环经济”，这种循环经济是建立在有效利用资源的基础上的。

报告还描述了一种“三角模式”，建议将其运用到全球贸易投资政策制定以及全球外交中。这种模式将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三大类，即自然资源供应方、产品和服务生产制造方以及在全球贸易系统内的消费方。李琳补充道：“中国当前的基础设施和投资模式使建立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可能。这种模式将为世界以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此外，DennisPamlin强调，中国在探索、改变自身发展模式时，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政府要帮助一些企业尤其是资源型公司做改变，尽量让产品在节约和有效利用资源的前提下生产出来。“资源提供者、生产者、消费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考虑，并达到一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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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三难关

去年中国经济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既给中国带来了骄傲，也给政府带来了尴尬。骄傲的是，中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如降低增长速度、改变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没有能如期实现。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　这样的增长一没有福利效果，二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

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

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第三个宏观政策的难点是，社会收入政策的变化，既左不得、又右不得。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0.46。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三个难点面前举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能是进一步、退两步，半心半意地蹒跚而行。这正是许多宏观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会集团就社会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寻求最有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的妥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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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让中国经济脱轨的三个泡沫

在关于中国崛起的所有激动人心的描述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是关于中国股市的。现在，中国股市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的经济保持着近12%的增长速度，口口相传让股市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最令人惊讶的是，大家都知道中国股市存在泡沫，但似乎没有几个人在意。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股市是否已经发展到了下跌会危及经济的地步？观察家经常会说这样的危险很小，他们认为中国的股市只是附属品，不过是经济飞速增长的表现，与经济本身没有多大关联。现在，股市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它正在逐渐变成重大的经济风险。股市暴跌的确会造成财富的缩水，但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这会损害中国和海外的信心。

这还只是危及中国发展前景的三个泡沫中的一个，如果不是这样，对股市的疯狂也就不那么令人担忧了。另外两个泡沫分别是中国食品安全危机和污染问题。中国的质量管理难题和环境面临的挑战往往不被视为泡沫。然而最近，中国制造的玩具被召回，从牙膏、海产品、食用油到病猪肉，问题商品层出不穷。糟糕的商业手法和松懈的管理造成了泡沫，并在损害中国在全球的声誉。否认无助于解决问题，每当中国政府官员指责外国媒体夸大事实并引发对中国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不必要的担心时，新披露的这种或那种有问题的商品就会跳出来为媒体辩护。

污染也在逐渐成为危害经济发展的泡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上月一份报告中说，中国污染严重的环境已经“极大地损害了人的健康”，并影响到经济继续发展的前景。最近，北京的官员重新采取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政策，当时他们曾无限期地推迟计算“绿色GDP”。中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想想当4亿中国人拥有汽车的时候，这个地区的天空会是什么样？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更多农民工涌入城市，污染问题极有可能恶化。中国的空气和水源的污染情况将更加严重，污染也将日益向境外蔓延。鉴于中国需要在很大范围内消除贫困，重点抓经济优先于解决环境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种做法已不再可取。

发展能力经受考验

这三种泡沫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控制性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目前正在控制股市、公司和环境方面遇到重重困难。如果分而治之的话，每种挑战都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而同时应对这些挑战又会增加风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的迅猛发展正在产生危险的副作用，而这种副作用可能会吞噬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前景。另一种风险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业的危机日益严重。美国财长保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及其他许多决策者和投资商都认为混乱状态正在得到遏制，但他们都错了。与此相反，危机在快速蔓延，这给全球对冲基金和各国股市造成了重创。

随着不断蔓延的信用危机造成丰田汽车公司和三星电子公司的市值受损，亚洲各大股市本月曾遭受了一年多来的最大跌幅。如果这种恶劣影响继续扩散的话，中国股市和全球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量都可能会受到波及。显而易见，一些极为精明的决策者正在维持中国繁荣经济的正常运行。但问题是，他们维持事态正常发展的能力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你由此可能会说，中国正在泡沫中经历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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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学者: 中国经济调整期随时会来

在29日结束的第三届“北京-东京”论坛上，日方经济、金融代表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和日本形成泡沫时期的局面非常相似，经济调整期可能随时到来，中国金融改革可以借鉴日本经验，以未雨绸缪。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小岛明表示，在泡沫期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利率水平为2.5%左右，过低的利率滋生了泡沫经济。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目前的利率水平也维持了一个较低的区间，和日本的泡沫形成时期的数码非常相近。应采取更高弹性的外汇政策和汇率政策，谨防流动性过剩。

小岛明表示，虽然现在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收益率非常健康，同时也面临着高外汇储备的压力，如果调整期来临时，必然也会带来金融调整。研究日本的成功经验，不如研究日本之前金融改革的失败教训。日本央行副总裁武藤敏郎也在会上表示，要想使亚洲经济在今后继续能够享受到金融全球化的恩惠，必须防止亚洲与国际经济市场相连接的国际资本流动出现很大的问题。亚洲经济一体化进展对参与各国而言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在亚洲，虽然让直接融资获得同银行信贷相同的地位仍然是任重道远，但通过发挥直接融资的信用中介功能的作用，能防止资本流动的大起大落。

作为中方代表的回应，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表示，国际上对中国经济过热的担忧，更多表现为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付出高昂代价的担忧，以及这种高代价能否持续的担忧。中国目前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诸如城市的高度集中发展问题，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耗问题，中心城市地价急速飙升问题等等都可从日本经验中寻找到可能的解决办法。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也指出，从历史上总结，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亚洲人只能靠自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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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经济失衡过程可能会相当痛苦

中国国内经济学家表示，尽管由于严格的资本管制，中国没有受到最近全球市场动荡的冲击，但中国最终将被迫经历泡沫化资产价格的痛苦调整，这种泡沫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近几周来，中国的表现似乎与发达国家相反：不断飙升的国内股市屡次上冲创纪录高位，中国央行不断从金融体系中抽离流动性，而外国央行则在紧急注入流动资金。

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股市市值如今已增长5倍。上证指数多次创新高。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城市住宅房地产价格的涨幅，超过了经济产出的增幅。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繁荣和住宅市场商品化所创造的财富，令股市和房市受益。由于几乎没有其它投资渠道，且投资海外能力受到限制，这两类资产吸引了现金充裕的投机者。资本管制使这些资金被限制在国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小年表示：“流动性过剩造成中国经济失衡，这些失衡迟早要得到解决，这一过程可能会相当痛苦。”中国已逐渐放松了资本管制。中国政府上周宣布，计划首次允许个人投资者通过中国银行购买在香港上市的海外股票。

然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易宪容表示，即便这有助于抽离国内市场的一部分泡沫，但中国信贷市场基本状况仍相当脆弱。“房贷质量比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糟糕得多，因为中国没有建立真正的信贷审查体系。这个泡沫迟早要破裂，而让这个泡沫尽早破裂是必要的。”

荣中战略咨询驻纽约的荣大聂表示，中国“基本上全部是次级抵押贷款；从投资的技术质量和相关的体制结构而言。”“然而，在这些投资周围的宏观基本面因素非常强劲，政府保证这一体系在中期内发挥作用的能力也十分强大。”不过，中国国有投资没有直接大量进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

除了中国各家银行以外，中国政府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外汇储备数额相对较小。美国银行Wachovia表示，中国在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和资产担保证券的投资逾2500亿美元，但除了大约100亿美元以外，全部投资于信贷评级较高的机构和有机构担保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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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3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艰难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日前发布的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11.2%，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的推动，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占到四分之一左右，中国也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IMF的这一判断，把中国推到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焦点。这与此前中国总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6年初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等等综合在一起，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总量指标地位的不断攀升，的确振奋人心。但是对我们并不是津津乐道于此，要问一下：我们从”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中得到了什么？

首先，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仍然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的粗放式增长，仍然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粗放式的增长以中国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为代价，以中国广大劳动力、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中国经济现在表现出全球最强的外向型特征，而这种外向型特征与其他一些出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即中国的外向型增长是“国外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雇佣”。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取得与经济增长一样的国际地位。没有拥有在国际高端产品市场充分的竞争力，只是依赖于衬衫、玩具的出口而换成膨胀的外汇收入，我们仍然会在国际竞争中承受巨大的政治歧视。美国人、欧洲人、就连日本人为什么总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出极端傲慢的姿态，根源大抵在于此。

其二，如果说过去30年里是中国处于艰难的体制转型时期，那么未来30年里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时期。对于粗放式增长带来的种种弊端，至少在学界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过去，在衣食住行都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在此情况下，在低级的生产目标面前，带来美好愿望的理论总是会显得很无力，结果，在生产中总是会忽视健康和对生命的尊重。近年来，政府在节能减排、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方面花了大力气，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是，外部强制力的作用可能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超越了温饱和简单的住行方面的需求，对清新的空气、对蓝天、阳光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时，只有当这种需求转化成大多数中国人内在意识的时候，中国才有了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础。

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再也不会像20年前那样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强，中国对全球经济稳定的责任与担子也在与日俱增，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冲突也会日益增长。这是开放社会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国际合作与

协调，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开放、合作最终都只是实现国内经济政治目标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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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应已超德　中国确实找到发展最佳路线

德国之声网7月19日载文《中国经济总量应已超过德国——兼谈意义和问题》，摘要如下： 7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比专家们预计的更高。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经济总值以11.1%的速度增长，而上半年的总速度达到了11.5%。这意味着，第二季度的速度还远远超出了第一季度。就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正式数字公布前，世界各金融机构和专家已经纷纷估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今年将超过德国，踞世界第3位。

法新社报导说，英国摩根大通银行估计中国第二季度的发展速度是10.6%。该银行专家王前（音）说：“我们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都看不到减弱的迹象。”尽管这个10.6%远远低于中国的正式数字，但这家银行也认为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过德国。中国国家统计局仍然保持低调。该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李晓超答记者问时说：不同的机构在做这种预测的时候，结果并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和德国的距离越来越近，差距越来越小。”

中国经济连续地赶超世界传统诸强，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从世界第11位奔到第3位，这个意义是重大的。它证明，中国确实找到了一条经济发展的最佳路线；它也证明，第三世界国家有巨大的潜力，改变贫穷面貌，从而改变整个世界面貌是完全做得到的。

中国的经济地位不断“窜升”，给全世界提出新的问题。经合组织、7＋1集团这些以经济实力为主要标准的机构却没有已经占据世界第3位的中国的位置，已经带来了解释上、定义上的问题。同时，中国是否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也越来越有争议，牵涉到中国是否还应该拿发展援助的问题。还有：世界对中国越来越看重，在许多国家许多人心中，“中国威胁论”也越来越现实。反过来，对中国来说，如何处理自己在世界上这个高升的位置和份量，也牵涉到大量的需要不断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如是否加入这些集团、机构，继续把自己摆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吗，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消除“中国威胁论”？

另外，中国经济是否过热？如何把热度真正地降下来？降不下来有多大的危险？这些问题全世界和中国国内讨论得已经很多了。经济超高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难以跟上，导致缺电、缺水等问题；盲目开发基础设施，导致环境和自然等问题经常被忽视；在股市、房市等大量气泡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始终担心哪一天会有个“硬着陆”。中国的目标是把发展速度控制在8％左右，但采取了不少措施，却总是降不下来。还有什么办法吗？这是一个需要广泛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统计局认为，通胀主要是由食品价格引起的。而中国日前说要进口大量肉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世界工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食品价格的上涨是转制成为工业国家的一个重要信号，即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显然，中国也无法避免这种转制，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今后需要进口。

经济高速发展中，势必有许多新的问题不断产生，也就是说，许多典型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比如前一阵震撼世界的黑窑问题，陈良宇、郑筱萸的腐败问题。怎么有效地控制这些问题，既保证经济高速发展，又保证社会稳定呢这方面牵涉到的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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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贷款吹大的中国危机经济

据意大利《亚洲新闻》报道，中国经济是依靠银行向公司企业贷款“吹起来的”。而现在，后者根本无力偿还贷款。为此，中国面临着19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的危险，并将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影响。世界央行的央行“国际清算银行”发出了上述警告；指出中国可能遭遇19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1980年代的日本危机、1990年代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等。指出，“上述倒退都是从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迅速增长开始的。许多分析家已经宣布将会爆发新时代的危机”。

现在，如同当年一样，存在种种危险的迹象，出现了大批的新型贷款模式、内部债务不断增长、投资者偏爱风险投资、世界货币兑换明显失衡等。而市场失衡，直接打击了世界经济。最终，可能产生远远超过预想的后果。“国际清算银行”在相关报告中继续指出，中国经济正在重复日本在1980年代的错误。 1930年的美国和1991年的日本，都出现了企业过度贷款、投资迅速增加，导致“泡沫式”经济体系的现象。

今天，40%的中国国有企业都在亏损、全靠银行贷款存活。这种现象潜在的最大危险是，银行无法追回贷款，为了避免破产，货币就要贬值大批流通。长期以来，低利率的贷款政策产生了危害性极大的恶果。因为，利用贷款将信贷者的财富转帐给了借贷人。最后，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增长是“不稳定的、失衡的；没有得到协调、无法支持的”。目前，北京试图降低流动资金。但是，由于继续在为企业贷款，所以反复提高银行利率等措施并没有产生重要的效果。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始终维持在每年10%。但是，这一增长率是奠定在不可能保持这一增长幅度的领域内的。首先是，廉价劳动力，低工资、甚至经常欠薪和缺乏劳动安全保障等。此外，以环境为代价的野蛮发展。中国可能爆发的危机，将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影响。这主要还是因为“改革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全球化等，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货币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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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已被经济捆绑在一起

美国《商业周刊》最新一期载文《中美已被经济捆绑在一起》，摘要如下：由食品安全之争而有可能引发美中贸易大战，令全球关注。美国专家撰文指出，贸易大战会让两国皆输，唯有合作才会有更多收益，因为两国关系和未来已被经济紧紧捆绑在一起，两国只有合作才会双赢，否则就会双输。在美国与中国爆发一场贸易大战之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领袖们应该不要紧盯着眼前的贸易赤字，而是要考虑这个复杂而且性质正在转变的美中经济关系。

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称，2006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2325亿美元。这的确代表着一种真实的经济不平衡，它也制造出一套复杂的挑战，而且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虽然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来说，寻找外部原因是很自然的，但事实则是，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中国政府，都不应该为这种贸易不平衡负主要责任。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出口，都是由外国公司驱动的，而中国国内的许多市场相对来说也是对外国产品和品牌开放的。因此，贸易赤字只反映出复杂的全球化的现实。

美国消费者每天在沃尔玛(Wal-Mart)、好市多(Costco)、电路城(Circuit City)、梅西(Macy)等其它大型零售连锁商所购买的那些商品，都标出由西方人设计并符合西方质量标准的品牌，但这些商品却是在中国生产的。其实，为了保持货源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和其它国际公司为了进一步扩大他们在中国的业务，每周都在向中国投资10亿美元。

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有产生出一个规模庞大的纯粹属于自己的出口基地。它与日本和韩国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两个亚洲国家的本土公司，在出口方面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在中国，出口游戏却完全被外国公司主导着。

那么，中国自己的市场又是什么样子呢？中国从国外进口许多外国货么？虽然中国没有进口足够的美国货来缓解两国的贸易不平衡，但与早前相比，中国正在从美国购买很多商品，而且在其经济继续蓬勃发展之际，中国可能会在未来进口大批的美国货。

事实上，中国消费者喜欢外国品牌。而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将寻求外国制造的商品。美国和其他非中国国内品牌已经支配着许多行业，包括家用小车、移动电话、电脑打印机和高端电视机。

这也应该是对我们美国人的提示：让中国市场继续保持这个势头。目前，中国的服务领域如金融服务、通信、媒体和娱乐等，还没有完全对外国公司开放。这也是美国的贸易谈判专家应该从法律上给予关注的领域，因为一个开放的中国市场将会让美国的经济获益。另一个有前途的行业就是旅游业。中国消费者渴望到美国旅游，到美国去花钱。为此，美国的政策应该逐步改善，更好地抓住这个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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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鬼子也对中国经济给予了评价。

华盛顿邮报：中国综合症

中国综合症

Jeremy Haft

在牙膏、玩具、轮胎等一系列中国“杀手”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呢？说起来很难相信，但坏事确实也有好的一面。蜂拥而至的产品召回事件不仅表明中国并不是让我们心生畏惧的制造强国，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优势，一种容易被忽略的优势。

诚然，贪婪是促使很多中国供应商生产次品、甚至有害产品的原因，但自身能力有限往往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你去一家普通的中国工厂看看，就会知道为什么了。资本、技术、知识，什么都缺。在工人们看来，顺从听话要比生产质量重要。一件产品从制造到出厂，没有多方经手是完不成的。

假如我们生产一件产品需要3道工序，那么平均来说中国就需要17道。与8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经济增长靠的不是大公司，而是小企业。中国工业领域有成千上万家工厂和农场，还不算众多贸易商、掮客、运输商以及代理。所有这些人都对商品和原材料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他们的行为却都无法大幅提高产品附加值。相反，生产链每多出一个环节，成本、风险和时间也都随之增加。这种情况下对产品进行有效的质量管理是有相当难度的。

成本控制同样不易。虽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在中国造东西往往要比在美国昂贵得多。对生意人来说，中国绝非一部没有取款限额的廉价品自动提款机，而是一处耗时又耗资的风险之地。

然而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已控制了基础制造业，如今正迅速侵入他们的后院──高端领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一连串产品召回事件表明，中国生产的低端产品尚且无法令人信赖，更何况他们研制的高端产品就更无法满足人们的要求了。再说，这已经不是几个坏苹果的偶发事件了，是结构性问题。

要想在和美国经济迎面交锋的过程中抢得先机，中国必须对其工业结构进行革命性地调整。它必须去除繁琐而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将小厂整合到竞争力更强的大型企业中；人才培养方面，它必须训练工人掌握现代科技和商业实战知识；还要强调透明式管理和依法统一管理。此外，仅仅短期内实行这些举措还不够，应该长期贯彻。

与此同时，中国人希望两年后美国能从中国进口轿车。要想产品达到国际标准，仅有现代化的产品线是不够的。厂家、供应商以及客户的企业文化都要以减少错误、精益求精为主要目标。看看一辆中国产汽车，从中发现的一项项真凭实据不仅会让你明白为何中国汽车商不得不一再推迟登陆美国的计划，还会让你了解中国要造出一辆美国人愿意掏钱购买的车到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却能高效生产出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在很多领域，我们要比中国领先数十年，而说到服务业、高科技制造业等这些已在美国遍地开花的行业，中国眼下甚至都还处于缺失的状态。

正当中国百姓以前所未有地阔绰方式出手消费时，美国的这种竞争优势也得到了体现。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的人口总和，而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就世界范围来说，中产阶级人数的上一次快速增长还要追溯到美欧日的工业崛起之时。

洋房、教育、医疗，高科技和基础设施，这些都是中国消费者想要的，然而本国资源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因此中国便从海外进口了大量它所需要的高端产品、材料和服务。如此一来，中国购买的美国商品变得越来越多，目前美国对华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相当于其对其它地区出口增速的六倍。

几乎美国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正经历着中国市场前所未有的旺盛需求。就在多数美国人担心廉价中国商品将如潮水般涌来时，其实这些商品中的大部分都是出自美国的原材料和零配件。货架上的服装是美国棉花织的；家用器皿是美国钢铁造的；就连电脑都用的是美国技术。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增加，美国对华出口也随之飙升。中国的采购对象不仅有美国大企业，还包括小企业。对后者来说，中国已成为其增速最快的出口市场。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对此我们也应该看清事实真相。中国的崛起不会令美国陨落。美国企业应该拿中国的发展为我所用，同时发挥自身优势，这样一来，他们就迎来了百年一遇的大好机会，一个既能发财致富、又能创造国内就业岗位的上佳机遇。

抛开短期利益，新世纪中不是哪个国家能造出最便宜的火花塞谁就能成为主导，真正的主导者应该是创新者和企业家，而这正是美国所具有的资产，无人与之媲美。创新──而非效仿──不仅能创造就业机会，还能帮助美国经济在新世纪中继续一马当先。

随着我们开始对中国进口品实行深入细致地审查，未来的产品召回范围无疑还将扩大。记住，这些召回事件不仅让我们了解中国，也让我们了解美国。坏事中好的一面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内在的优势。

（编者按：Jeremy Haft是“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to Buy, Sell, and Make Money on the Mainland”一书的作者，同时还是BChinaB Inc.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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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阻止了政治民主化

2007年12月10日 星期一 节目长度：1分18秒 下载mp3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共把财富与权力结合起来的策略加强了其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阻止了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转变。

12月9日，美国之音引述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狄忠蒲(Bruce Dickson)的话说，中共把财富与权力结合起来的做法，产生三个结果。

首先，中共积极吸收私营企业家入党，造成私营企业家对共产党的政策目标的支援，使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联合，维护中共执政权力。

狄忠蒲教授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实力的增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上升。而这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来的民族自豪感成为中共用以维持其执政合法性的第二个基础。

狄忠蒲教授还指出，第三个基础就是因为经济实力的雄厚，它宣称有能力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这样一来，阻止了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化的转变。而且，中共把财富和权力结合起来的策略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腐败，导致老百姓对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憎恨，从而引发民众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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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发来的内容。

世界银行：中国新股在严重贱卖 国家少收近百亿元

信源：新闻晨报｜编辑：2007-05-31

世界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中国经济季报》指出，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国际流动资本对中国的利率并不敏感。而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则导致国家损失近百亿元。

世界银行援引Dealogic（一个投资者信息服务机构）的资料称，今年头两个月，新股的“上市当日价格”平均比发行价格高70%。中信银行上市首日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翻，中国人寿的价格更是翻了一倍多。

世界银行表示，新股发行定价严重偏低意味着国家的损失。如果今年所有新股的发行价格和上市当日价格一样的话，国家将增加95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这比中央财政今年用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总支出还多。

配售到原始股的投资者是较低发行价的受益者，但大多数原始股都被机构投资者和其他大的投资者持有。此外，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也会从中获益。很多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与股价的涨幅相关联，因此他们可以从低价发行带来的上涨潜力中获益。例如，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上市的中国银行，对于高管有一个“股票增值权计划”，高管可以获得与股票上市后股价上涨金额等同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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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更是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奇怪之处。

香港《大公报》社评

中国经济的四大怪现象2006-08-28 11:47:15 楼主尽管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问题，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中国面临无就业增长挑战”的提法还是让人颇感意外。不过，关于中国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并不是联合国第一个发现的，早在几年前，国内经济学界就曾有过高增长与高失业是否相悖的争论，显然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早已被国内认可。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高增长必然带来高就业，因此，中国的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是不是一个特例呢？我们比较了与中国同时被列为“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情况。结果更加出人意料，在“金砖四国”中，只有中国出现了违反经济学常理的现象，其他三个国家经济高增长都带来了就业机会的高增长。所谓“BRIC”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经济正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这四个国家中，两个是资源大国，两个是人口大国，这四个国家经济的起飞已经使全球的商品市场出现了延续近三年的牛市，也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出现近十年来最好形势的重要原因。

这次比较我们还发现了中国经济存在的另外三个有反经济学常理的现象：长期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走势背离，低通货膨胀与高房价象背离以及经济过热与超低利率并存。我们暂不考究上述背离现象后的原因，只是姑且把它们与高增长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笼统地称为中国经济四个怪现象。

怪现象一：高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

中国就业机会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非什么秘密，仅看一下每年大学生就业市场就能一目了然。国家统计局曾经有一个测算，20世纪80年代， 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在大比例上升， 2001年为115万，2002年为145万，2003年为212万，2004年为280万，2005年将为338万。通过这组数据，凸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自2000年以来，经济发展得越快，大学生就业的难度似乎反而越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月29日发表报告称，“贸易使不平等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青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劳动人口的增加远远快于工作机会的增加。”这份名为《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的报告中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出口的持续上扬，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高的增速之中，高达10.1%；而同期，就业的增长率却只有1.1%。

怪现象之二：经济增长没有带动股市上扬

股票市场历来被称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另人奇怪的是，这个晴雨表在中国却常常失灵。尽管中国股票市场自去年12月份以来出现了一波规模可观的上涨，当相比于沪深股市在过去4年里的下跌幅度来说，这次上涨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次技术性反弹。而与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相比，中国股市在过去5年的表现实在是乏善可陈。

在过去四年中，金砖四国中除中国股市外，其他三国股市的表现都非常优异。去年俄罗斯股市上涨超过100%，巴西和印度股市上涨超过50%；今年，巴西和俄罗斯股市上涨又已超过10%，印度股市也上升约8%，只有中国股市由于受经济减速预期和全流通的影响而表现一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股市在过去3年里增长了三倍多。尽管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下跌，但印度股市目前仍维持在3年来个高位。2003年6月份，孟买SENSEX指数基本尚处在3000点的位置，2006年2月17日该指数突破10000点大关，上涨幅度不可谓不惊人。同样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为什么印度股市能大涨而中国却不能呢？

怪现象之三：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

一般来说，经济高速增长伴随收入增长总是会出现或轻或重的通货膨胀，这是一个寻常现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却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在前两年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通过紧缩也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个现象。

相比中国而言，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通货膨胀率上涨。在金砖四国中印度6月份通货膨胀率为5.24%，俄罗斯为6.2%，巴西为8%，都远远超过中国。通货膨胀率温和上涨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征象，并不意味着经济运行出了问题。奇怪的是，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增长不仅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出现了通货紧缩。这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怪。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低通货膨胀是在房地产价格飙升的情况下出现的，这其中是不是也有联系呢？

怪现象之四：经济长期过热和超低利率并存

这也是一个也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经济过热早已见于媒体报道和官员的讲话中，而且中国目前的实际利率仍然接近为零。一般来说，超低利率政策一般在经济增长乏力时实施，例如泡沫破灭后的日本。一般在出现经济过或热通货膨胀抬头时应该结束低利率政策以保证经济健康运行，例如美联储加息。中国在经济出现明显过热的情况下坚持超低利率政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以上只是简单地列举了中国经济几个与众不同的现象，由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对此并不能给予另人信服的解释，所以我们暂且称之为中国经济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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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每日经济新闻》则是对中国经济决策领域里的千奇百怪进行了警告：严防境外利益集团介入中国经济决策。要想防止境外利益集团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和对中国经济的干预，严防这些利益集团的“经济颜色革命”，就必须对这些境外利益集团的“买办”和“买办”行为进行全面检查，如果发现他们有以权谋私、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一律从严查处，决不手软。

詹奕嘉发来了号称上海第一支笔的叶檀的文字。

詹奕嘉

2008年1月15日 15:15

近期网文共享

财政收入节节攀升：高增长中的创伤记忆–叶檀ZZ

2007-12-30中国经营报

分配体制改革越来越严重地扭曲了中国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甚至发展到市场化改革本身遭遇质疑的地步。一个问题横亘在所有人的心头挥之不去，我们的经济发展究竟为了什么？

2007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再创新高，从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到财政部副部长王军，都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央政府2007年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

消息传出，引来的是无数质疑。人们从各个角度——比如公共财政与GDP的比重，企业与居民的税负情况，公共财政的使用情况——质疑5万元的政府财政收入过于庞大，有与民争利之嫌。凡是牵涉到与分配体制甚至与财富增长有关的报道，诸如城乡收入差距、行业间职工收入差距、资本市场最牛散户与普通投资者、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与基础教育公共医疗投资等，都能激起最强烈的情绪反映，成为新闻点击率的常胜将军。甚至连明显经不起推敲的情绪性新闻都能引来一片喝采之声，这说明，收入分配体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创伤记忆，而5万亿的财政收入数字，挑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

在质疑官方数据成风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质疑这一数据的真实性，也许政府的财政收入是惟一不受真实性拷问的数据。

对于分配体制的不满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与民间这个传统层面，而是渗透到一切领域：国有大型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互相不满，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存在不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于分税制下的财政分配模式认识不尽相同，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存在剧烈的冲突。就财政分配模式而言，存在以下政府与个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三个向度的扭曲。

这种扭曲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政府规模与政府开支一起攀比增长，现在核定基数每年递增一定比例的拨款方式，无疑怂恿了政府规模的无限扩大，政府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管制力量的增加，因此，历届精兵减政效果不彰，甚至出现逆效果；二，由于分税制的后遗症和消费税制迟迟无法推行，地方政府财力不济，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各种税收之费以及土地财政恶性膨胀，终至演变成今日几乎不可收拾又不得不收拾的局面；三，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财政收入的增长畸轻畸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弱化，内需经济上下呼吁多年却迟迟无法启动，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安全系数降低。

庞大的政府与管制经济的体制复归路

中央财政收入的突飞猛进是这两三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忽视的现象。根据社科院的预计，2007年中国GDP增长11.6%，全年CPI维持在4.5%的高位，今年财政收入增加1.2万亿达到5万亿元，几乎已成定局。

财政收入的增长可以从下列数据中得到佐证。2003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2004年突破2.5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 年接近4万亿元，今年的财政增长将达到5万亿。这样金璧辉煌的数据令其他国家黯然失色，中国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也是负债率最低的政府。

相比政府财政收入而言，从2003年开始，我国GDP增长速度分别为9.1%、10.1%、9.9%、10.7%，2007年预计GDP增长11.5%左右。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以及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同等增加，说明政府的规模、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程度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目前我国出现了全面指令型的体制复归的极大风险，从另一个重要的反映政府财政活动能力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可以见出端倪。

据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先生的研究，我国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在三十年间经历了一次V字型大反转。从1978年的31．0％一路下滑到1994年的12.0%，中央财政收入下降导致掌控能力下降，这才有了1994年的分权让利。以1994年财税重大改革为起点，财政支出及其占ＧＤＰ的比重大幅攀升，从12.0%上升至2006年的19.73%，年均增长19.94%，形成了一个明显的V字型结构。

与此结构相伴随的是改革之初“减税让利”、“分权让利”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举措，小政府与大市场初见雏形，而1994年之后，大政府大国企的体制复归再次显现，政府对资源配置越来越强势，突出表现在国企所占利润比重越来越大，以资本市场而论，规模最大的前20家上市公司全部是国企，今年央企利润突破一万亿，预计今后将以每年增加一个中石油的速度向上攀升，有关部门如此形容他们的政绩。在新中国历史上，政府支出占ＧＤＰ比重数字的最高水平发生在 1960年，为39.3％，当前政府部门占用并处置的ＧＤＰ份额，加上预算外的政府支出，事实上已经与1960年的高点持平。

这些政府支出并没有全部用于公共设施上，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相加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我国今年教育投资超过3%已经是个不小的成绩。

政府占用的资源过多，直接表现在政府规模的庞大与成本的上升，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过细管制与不当管制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经指出， “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史无前例。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 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 和9.13个百分点。国家审计署中国国库最佳看门狗李金华先生曾说，“政府成本高，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更何况还难谈廉洁二字。

政府规模庞大必然导致管制增加，虽然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务院部门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1806项，占总数的50.1%，但通常的情况下，取消了旧审批增加了新审批，或者是取消了无关痛痒的审批项目，或者因新部门而设新项目，层层叠叠，造成企业经营环境、创业环境等并未有实质性改善。如民企在资源行业的准入门槛虽然表面上通过非公三十六条等被降低，实际上通过商务部等部门的一些具体规定，不低反高。

一味追求大政府与大管制的目标取向无疑是非常危险的，更大的危险在于政府对于财政收入的比重津津乐道，致力于解释并继续提高这一比重。大管制的复归，恐怕会使计划经济有死灰复燃的机会，这是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最大的风险。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断裂助燃土地财政与税外之费

目前地方的土地财政遭到各界一致痛斥，并被认为是目前房地产畸形发展的罪魁。事实上，土地财政是后税制的后果之一。

在分税制前，是中央财政财力较弱，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首先面临的就是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困境。在实施财政包干体制后的1985年至分税制前的 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平均为31.8%，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比例平均却为33.9%，收支平衡比例基本平衡，但中央政府依然偏弱，并且财政包干博弈的主动权在地方政府手中，到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到1993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又下降到22%。

分税制就是旨在通过税收收益的重新划分彻底根治这一问题，以增加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分税制效果立竿见影，1994年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总收入达到55.7%，比1978年增加40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支出并未增加，只占财政总支出的30.3%。此后的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9.8%；同期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平均为48%，但财政支出却占国家财政总支出平均为70.2%。

此时正值中国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产业升级换代，亏损的国企与地方银行的管辖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而教育等经费了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地方占了大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财政应运而生，从1996年由深圳与上海发韧的土地储备制度与交易制度很快蔓延到全国，2001年全国土地储备中心的成立宣告了这一模式受到中央认可，此后土地的招拍挂制度的出笼等，奠定了土地作为由政府垄断的稀缺投资品的特殊地位，这也缓解了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到目前为止，土地财政已经牢牢奠定了地方财政的支柱地位。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并不会因为土地推出偶有增量而改变，土地财政深刻了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权重，以及税收制度的变化，可以说，其显现出的负面效应成为中国今日最大的经济陷阱。在负面的激励机制没有根本性改变之前，中国的土地与房地产市场依然会成为资金最大的吸血管道。

不仅如此，为了应对财政压力，承载越来越庞大的行政机器，税外之费的数量也在急速上升。这些收费大多列为行政开支，一些是政府允许的行政收费，如设立机构财政不拨款而允许自筹资金，城管、卫生防疫、食品和药品监督等机构都属于自筹资金范畴，给予这些机构行政执法权，实际上是从激励机制上打开了乱收费乱罚款的闸门。甚至农村修公路，交通部只给70％的钱，另外30％靠自筹。从2006年地方政府实际收入结构看，全国没有纳入预算管理的27000亿元资金90%在地方，地方收入占国家实际总财政收入的63%，其财政支出达到42000亿元之巨，各地附生于房地产行业的收费就不胜枚举，房地产的地位因此更加牢固。

这些费用怎么使用？据周天勇先生估算，在使用过程中浪费型的行政开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公车、公招和公出每年消费掉９０００亿元左右；豪华办公楼、行政中心、培训中心的建设、维护和运行每年消耗也在１万亿元左右；一些运动式、政绩式和形式主义的工程、节日、庆贺、大会等活动，也消耗大量的财政资源。

土地财政与预算外收费是中国经济两大病兆，如果不动大手术翦除，中国的市场经济规则与公共财政体制难以确立，财政分配体制的改善是当务之急。

过于富裕的政府无法发展内需经济

中国经济遭遇到的压力已经使得内需经济的发展迫在眉睫，但是，这一提出了五、六年的动议如今依然只是一个政策建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财富过多，房地产等公共资源沦为吸食民众财富的绞肉机。

笼统地说中国居民存款过多是有意混淆视听，事实上，在金融机构的储蓄中，政府和企业总储蓄占国民总储蓄比例高达70%。根据国民账户资料计算， 10年来，中国的国内总储蓄占GDP的水平不断提高，提高幅度约为10%，但居民家庭储蓄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下降幅度为4%左右；政府储蓄所占比重略有增长，但不显著；企业部门的总储蓄增长最为突出，占GDP比重增长了约8%。统计表明，政府与大型国企的储蓄才是中国储蓄的大头，认为储蓄下降就能增加居民消费，或者存款活期化就能让一般民众分享中国资本市场红利的说法天真之极，实际上，真正能够拉动消费的只有政府与企业的大额定单，但他们不会这么做，而是会走高储蓄高投资之路，这也是我国的固定投资维持在25%以上、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

这也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与最终消费率下降的数据相吻合。据历年《统计年鉴》中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相关数据揭示，经达二次分配后，1992年至2002年，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GDP比重下降显著，10年下降超过4%；居民最终消费率同时出现大幅下降，从1999年的47.6%水平急剧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下降高达9.4个%，年均超过1.3%；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1999年的63.34%下降到2005 年的49.55%，7年下降13.79%，年均下降2%左右。居民消费绝对值在增加，相对值却在减少。而2007的数据与GDP、通胀率比仍然不容乐观。

政府正在试图依靠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保体制、降低房地产增幅等手段拉动内需，这种手段见效虽慢却能治本，但问题在于，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急剧上涨又在抵销完善社保的努力，并且，社保的投入资金远远比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让人无法相信这是内需经济建立的前兆。并且，由于税费繁重以及管制过严，对中小企业在融资等领域的歧视性政策，导致中小企业脆弱，与之伴生的就业数据不良。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我国现在有800万个企业，每1000人中只有2．6个企业。而在日本，每1000人中有50个企业，降低了失业率，增加了中等收入阶层。我国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导致就业率不充分，1990年，每百名城镇人口从业率是56．44％，2006年降低到48％，下降了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小企业在加速破产，个体从业者在减少，由于经济转型压缩顺差之需，出口退税与汇率政策改变，2007年年底，东南沿海的中小制造企业出现大批量破产，一个区域内破产企业达数千家。

另一个事实也在提醒我们，在居民存款中，20%的人掌握了80%的存款，导致大部分人无力消费。政府、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最高收入阶层是收入分配中的强势阶层，但他们无法让中国成为一个内需经济为主的消费型社会。

内需经济之所以无法拉动，并不是因为民众不愿消费，也不是消费文化不发达，而是大部分人无钱消费。10%以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掩盖不了如下事实：启动消费需要大量中产阶层，而中国中产阶层正在沦为房奴、教育费用的奴隶，启动消费需要充分的就业与真实收入的增长，而通胀的压力与数年难涨的薪酬让许多人不敢也不愿消费。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财政收入大增带来的心理刺激已经超过了这一事实本身，而成为一种放大的体制现象，一种大投资大管制经济模式的投影。政府希望改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大市场、拉动内需，首先要改变目前为财政收入的增长而欢欣鼓舞的心态，严格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发展速度的异常增长，形成藏富于民的理念，同时形成藏富于民的机制。希望2008年，财政收入能够与GDP、与居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更加和谐。

作者注：为中国经营报所写年终稿，有删节，此为原文。

http://yetanyetan.blog.sohu.com/75559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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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右派们则不失时机地对中国经济建言献策。

宏观经济，面临考验

廉邦治

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似乎都走向动力衰竭，因为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阴影又对经济体构成巨大的威胁。如果无法展开深层次的制度变革，释放更多的经济活力，那么中国经济体将滑入一个痛苦的滞胀泥潭。

先看投资。长期以来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种投资模式效率低下，导致资源错配，经济冷热无常，本质上是无法长期持续的。2008年当局采取从紧货币政策来试图为经济降温，虽然政策效果尚待观察，但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权重下降则是无疑的。房地产市场可能是重要的风向标。一刀切的从紧政策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伤害将出现很多让人无法意料的后果。

再看出口，由于各种要素价格的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出口退税的降低，人民币不断升值，再加上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消费市场萎缩，尤其是美国市场的萎缩，都导致了2008年出口不会再“风景这边独好”。 08年已有的出口统计数据已经佐证了这点。当然实际问题可能会更加糟糕。因为统计数据本身并不可靠，它无法有效甄别国际热钱通过一般贸易渠道渗入经济体的数据，出口增长下降也许早已经发生，只不过没有反应在统计数据上面而已，问一问出口行业从业者，他们的悲观感受远为真实。

至于消费，虽然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温和增幅，但是由于深层次的体制因素，没有理由认为2008年的消费会提供额外的惊喜。消费增幅几乎没有可能弥补由于出口和投资下降带来的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当然，消费增幅也有可能出现意外，那就是由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不断深入，而出现抢购风潮。但是这种行为对于任何经济体几乎都是最糟糕的一种状态。

面对经济增长这幅相当黯淡的图景，有哪些应对措施呢？作为坚定的市场主义者，本来我们并不需要对这种经济周期或者经济的自我调整有太多的担忧，在一个正常的经济政治形态下，这种经济周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经济增长正如四季轮换，温度有高有低，对于大多数民众，适时调整经济行为，总是能挨过去的。

不过，阅读本文的读者应该知道，由于长期以来的畸形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政治架构特别脆弱，似乎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都系于经济持续发展一端，矛盾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积累已经让整个社会无法经受一次经济危机的自我纠错，因此让经济增幅滑落并不是当政者能接受的政策选项，当政者本能的要为保障经济发展而展开刺激性的政策。

当局有什么应对招数呢？理论上，当局可以在投资，出口，和消费三个领域做文章。不过消费（或者说内需）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间能做到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起码在表面看来已经进行多年，但是都没有有效的刺激内需。说到底，内需或者消费的提升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必须是一项制度变革的系统工程，这对既有决策层是不可能的任务。至于出口增长，一方面和国际市场息息相关，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各种内在隐患，使得当局在推动出口动力方面恐怕有心无力。那么还是要回到投资上做文章。对于一个掌握巨大资源的政府来说，最便利的选项自然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选项也符合现有政治结构的特别口味，因为2008年地方政府换届刚刚完成，政绩驱动必然转变为雄心勃勃的投资增长计划。中央政府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在庞大的财政收入支持下，一些大型的投资项目将会纷纷推出。比如已经见诸报端的大飞机工程，京沪高铁等等。

一些讨巧的学者又在适时的论证积极财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许要不了多久，积极财政政策就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得以堂而皇之的推展开来。考虑到当下经济政治结构的现实，我们丝毫不怀疑，当积极财政政策这个通道重新被打开后，当局完全可以提交漂亮的经济增长数据。不过可怕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根本栓不住财政这头巨兽，却扼杀了无数的中小企业的生机，国进民退的悲喜剧以各种方式上演，中国经济体以一种畸形的形态越走越远。问题是，我们的环境，社会现实还能提供同样的承载能力吗？这种权力驱动的经济增长，我们还能忍受多久？

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重要十字路口，执政当局面临重要的选择，但是显然选择并不只有一个，上述选择虽然特别符合执政当局的口味，但是多少有些类似饮鸩止渴，后患不菲，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是无法持续的。其实只要执政当局能拥有对经济增长本质一定的认知，对特殊集团利益采取必要的克制和约束，同时展示对公共利益最低的敬意，那么一个更加自然的选择就出现了。这个政策选项，简单的说就是促进经济自由化改革，让经济体迸发自身的活力。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经济自由化的三十年，但是又是自由化远未充分展开的三十年，在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的时刻，正是凝聚共识，重新切换到经济自由化轨道的时刻。

如能回归到这种经济发展共识，那么一系列推进经济自由的政策窗口将自然开启。

比如当局可以通过大幅度的降税计划来刺激微观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这种做法将远比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更有效率，更具可持续性。

比如当局可以通过推动必要的法律变革，使得更多的要素可以市场化，在交易中创造财富和价值。仅仅土地，金融等这几个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就能提供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空间。

当局也可以打破行政垄断，把国资委和它名下的100多家巨无霸企业进行市场化改制，引入充分的竞争。 因为这些通过权力依附在经济体内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身已经成为毒瘤，吸收无数资源，毁坏市场价值。打破这种垄断，将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具备普惠性和公正性。

只有采取这种激活经济体内部活力，破除经济发展障碍的政策，中国的经济前景才能拨开云雾，重见蓝天。

在金融体系日益全球化时代，这种政策选项变得尤其紧迫。中国经济已经深刻的融入全球化进程，全球流动性过剩与中国的资产泡沫和经济过热息息相关，中国经济周期和全球经济体的周期已经呈现某种共振现象，只不过由于资本管制等原因，这个共振有个时差。这个共振可能是逆向的，比如全球流动性紧缩的时候，中国的流动性反而过剩，那是因为中国成为资本套利的最佳场所。而反过来，当全球经济体系恢复元气，尤其是美国经济体开始恢复的时候，资本开始外流，这时候对中国经济的真正考验就开始了。正如巴菲特的那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如果上述经济自由化政策得不到落实，经济活力得不到有效的培育，那么意味着这些年的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增加中国经济体的内生能力，经济增长在低水平重复。在货币流动性汹涌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济过热，人民币升值，但是潮水退去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人民币贬值，经济萧条。当这种场景和中国既有的社会危机相结合的时候，执政当局恐怕再也无力回天，他们寄望甚多的社会稳定和绩效合法性也将被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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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今年，胡温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可能是1949年以来最为困难的年份。中国经济怎么了？老周发来相关内容。

zhoujd

2008年6月17日 21:47

供参考

中国经济.doc

中国经济“拐点灾难性”论断并非危言耸听

余丰慧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调整周期，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出逐步回落的过程。”（6月10日《中国经济周刊》）。

在经济学中，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峰值和谷值通常被称为“拐点”。而当经济出现“逐步回落的过程”即可认定为经济出现了向下“拐点”。

经济学家梁小民在上海举行的某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在近一、两年内出现拐点难以避免，短期内后果“或许是灾难性的”，但是从长期看，这个“阵痛” 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健康。对于梁小民“拐点灾难性”的论断，多位经济学家表示，目前CPI的持续高位相当让人忧虑，如果当经济回落发生时通胀仍处高位的话，许多经济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言外之意是，梁小民“拐点灾难性”的论断或许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出处同上）。

中国经济最怕出现的现象是，在通货膨胀处于高位时，经济出现大落，经济“拐点”过猛。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在连续四个月处于高位阶段，五月份虽然可能有所回落，但是，总体来看一个时期高物价局面很难改变。仅从国际油价、粮价、资源价格不断攀升就可略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再出现大的滑落，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我国经济出现大落或者说拐点过猛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从世界经济看，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危机，已经导致美国出现了经济减速和金融动荡，直接使其消费大幅下降，对中国商品需求减少，使中国许多出口企业经营困难。国际石油、粮食和资源以及原材料涨价不但助推了中国内地通货膨胀，而且加大了许多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经营困难。

从国内情况看，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已经导致沿海一些出口企业面临停产、破产的边沿，例如：广东的东莞许多工人已经失业。同时，随着环境成本加大、对劳动者各种保障的落实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等，也使得一些出口企业面临相当困难。

出口在拉动我国经济中是一支重要力量。这种内外夹击现象，已经使得这驾马车开始大幅减速。我国消费从根本上说一直没有启动起来。如果出口拉动下来了，而消费又没有启动起来，那么，我国经济肯定出现大幅滑落。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我国经济中许多矛盾都在憋着奥运会这个“时间点”。经济中许多价格问题需要理顺，但因为奥运会推迟了；房价过度炒作奥运会概念，奥运会结束后，这个预期将被消除；甚至股市大家都预期奥运会前不会有大的下跌。随着奥运会临近和结束后，种种奥运会经济预期都将终结，过去过分炒作奥运会经济概念可能要付出楼市下跌、股市下滑，导致整个经济大落的代价。不排除奥运会后许多矛盾一并暴露出来的情况。

如果经济高速增长中伴随着通货膨胀，这种现象并不可怕。因为，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国民就业充分，收入增加，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较强。最为可怕的是，一边经济下滑，另一边通货膨胀加剧。这将导致国民就业岗位减少，收入下降，却要面对着高物价，很可能使一些低收入者面临生活生存困难。而当前我国经济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必须防止我国经济出现“拐点”过猛和奥运会后大幅下降的情况。中国13亿人口，要吃饭、要生存、要就业，要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必须要有一个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否则，对13亿中国人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当务之急是人民币决不能升值过快，汇率变动必须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货币政策在从紧的大前提下，应该适时、适度灵活应变。特别是在防通货膨胀和保经济增长上，宏观调控要显示出高超智慧。抓住经济调整的机会，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促进农业大发展，启动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拉动经济增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我国经济增速将逐步回落

2008年06月10日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预警监测结果显示，4月份，我国宏观经济景气预警指数为110.7，低于上月的113.3，连续第4个月处于代表稳定状态的“绿灯区”。

2007年9月之后，我国上述宏观经济景气预警指数曾连续4个月处于“黄灯区”。四个“黄灯”之后的四个“绿灯”，是不是意味着宏观经济已经排除“由偏向转为过热”的风险？

5月28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在上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进入调整周期，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出逐步回落的过程。”

经济增速出现向下“拐点”

在经济学中，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峰值和谷值通常被称为“拐点”，在判断是否出现“拐点”时需排除两种情况：即正常的经济增长波动和经济增长大起大落。而当经济出现“逐步回落的过程”即可认定为经济出现了向下“拐点”。

近年来，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将出现“拐点”的争论在学界从未停休。自上世纪90年代年以来，许宪春长期担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负责人，而该司的主要职能是对国民生产总值(GDP)等反映国民经济的重要数据进行核算。

“我们初步判断，2007年可能是此轮高速经济增长的峰值，今年后，经济增长速度会逐步回落。”许宪春进一步分析说，“从世界GDP数据来看，经济能够连续保持5年以上两位数高增长的国家和地区还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目前只发现日本、新加坡和香港曾经有这样的记录。”其中，1966年到1970年，日本保持过连续五年的增长；1961年到1965年，香港也连续保持五年的两位数增长。

许宪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也不能脱离世界性的规律，“中国在1992年到1996年曾经保持过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属于一个经济周期中的向上周期，年均增长12.4%，而此轮经济周期从2003年到2007年又是第二次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长12.8%，但这样的高速增长是不能长时间持续的，必然会在出现峰值之后有个逐步回落的过程。”

记者注意到，近期一些国际组织和预测机构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也似乎旁证了2007年中国经济处于峰值的观点。世界银行预测今年中国GDP增长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增长9.3%，亚太经合组织预测增长10.7%，亚洲银行预测增长10%。

许宪春认为，国际组织和预测机构对我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结果都低于我国去年GDP 11.9%的增长率，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2007年很可能是这轮经济增长的峰值。

“拐点”后高通胀仍将持续

5月29 日，经济学家梁小民在上海举行的某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在近一、两年内出现拐点难以避免，短期内后果“或许是灾难性的”，但是从长期看，这个“阵痛”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健康。

在许宪春看来，此次经济增长进入下降周期应该可以避免“大落”。“从上世纪90年代到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两个周期。第一轮经济周期是 1990年到1999年，1996年出现波峰后，1999年回到经济增长7.6%的波谷值。第二轮周期是1999年开始的，2003年到2007年连续五年的增长使2007年GDP增长处于11.9%的峰值，”他表示，“虽然此轮周期没有结束，但可以判断的是，其与上轮周期经济波动存在一些不同，主要体现在此轮周期波动应该会小于上轮周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此轮周期的下降期能够回到新的波谷，但我们认为新的波谷也不会太低。所以此轮周期波动应该是一个慢起步、匀加速、缓减速、稳着陆的态势。”

不过，梁小民“拐点灾难性”的论断或许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经济学家表示，目前CPI的持续高位相当让人忧虑，如果当经济回落发生时通胀仍处高位的话，许多经济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许宪春的分析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从物价来看，近年的第一轮周期峰值是1994年的24.1%，谷值是1999年的- 1.4%，相差25个百分点。而此轮周期峰谷值之间只相差6.2个百分点，因此通过对CPI和GDP增长率的综合比较，我们判断，此轮经济周期中，物价增长的峰值比经济增长的峰值会滞后两年，也就是通胀峰值会在2009年出现。”

5月初，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主任刘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其实早在去年第4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就已出现‘拐点’。要防通胀，理论上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不应超过合理增长率9%。”

“今年通胀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原来预计到第二季度会逐步回落，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回落期要往后推迟，特别是四川地震之后，可能进一步延缓价格回落的时间。”许宪春对今年的通胀形势亦不乐观，“目前，通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如果一、两年后物价到达峰值，那么届时将会给经济造成巨大压力。”

防“大落”，紧缩政策需调整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这为下一阶段的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许宪春说。

近期国际组织和预测机构对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也做出了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08年世界经济将增长2.6%，比2007年回落1.1%；英国经济学家智库(EIU)则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6%，回落1%；亚太经合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1%。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承受来自全球的不利因素影响：一方面，世界通胀的形势严峻，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通胀率已经从1月的3.9%上升到3月的 4.1%，其中发展中国家从7.6%上升到8.4%；另一方面，世界贸易增长率将出现明显的回落，今年4月世贸组织发表报告称，2008年世界贸易发展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世界贸易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回落，今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将从去年的5.5%下降到4.5%，下滑已经成为定局。

许宪春认为，这些国际诸多复杂因素，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目前有‘两个避免’非常需要关注，”他表示，“第一个要避免政策性紧缩、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和经济发展自身规律形成的自然减速的叠加，造成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回落；第二个要避免连续五年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对价格的滞后影响。”

一位宏观经济分析专家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第一个避免”中的三大因素中，次贷危机属于国际环境，而经济周期属于客观规律很难改变，如果这两个因素比预想的要严重，那么只有调整政策性紧缩才可能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回落。(谈佳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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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写了“咱单个省份就富可敌国与咱们实在毫无干系”的文字。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给我发来了读后感。

PANG Zhongying

2007年11月17日 19:35

回复： 潘祎的稿子

感谢您的清醒的尖锐的批评报道。感谢经常惠寄大作！

“中国经济”已经是个过时的术语了。不存在“中国的”经济。外国公司控制下的经济而已！那些恬不知耻的人或者不明真相，或者难以理解，或者不会表达的人，以为这是“咱们”“中国的”经济。天啊！最大的失败，最大的灾难正是经济的失败和经济的灾难。还以为“大国崛起”呢！全民和全国都是亚洲和美国、欧洲的廉价“苦力”供应者，世界环境成本的最大承受者，却以为自己是“崛起”的新兴大国了。梦或者做梦，还算可爱。即使是无知，或者天真，都可以理解。但，生活在乌烟瘴气——西北风都不干净的千万人口的超级苦力聚集地（如今那一个个“房”价昂贵的超级大城市），说是正在走向“大国崛起”，是否太一相情愿或者简直是痴人说梦？

庞中英

于美国访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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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最近还给我发来了有关中日在东海问题上的内容。在此向他、以及所有给我提供参考材料者表示感谢。

我感觉，庞中英的评论应该是一语中的。

当然，像郑永年、俞可平、王沪宁、郑新立等等，都在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慢于经济体制改革，这才导致了中国经济出了问题。

本来嘛，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显学，而政治体制则是舆论禁区。

中国的改革原本就是采取先易后难的路径。这种制度选择本身看上去好像符合现实，但却是中国的官僚体系的特色，那就是甩包袱的击鼓传花方式，把麻烦留给继任者。最难啃的骨头让接班人去干。

中国对GDP的崇拜和对GNP别有用心的束之高阁，就可以看到委府发展的基本思路。

如上所示，中国经济本身就是千疮百孔。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所谓“中国经济”这个概念，在主权国家的幻象当中，以海关为统计边界，号称与时俱进的当权者，在虚拟经济以及信息化如此甚嚣尘上的时代，竟然还满足于以国境线为考量经济的界尺，完全把中国国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

麻烦的是，中国用如此体制与机制下的经济高速发展，向全人类展示出来的强取豪夺也可以“国泰民安”，特别是国民“安贫乐道”的虚假景象，正在对全世界形成着经济威胁的同时，更是把全人类的道德水准以及治理方式向着人类底线突飞猛进。全人类目瞪口呆地看到，一个无法无天甚至无恶不作的经济体，却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顶梁柱和火车头，成为了人类发展的标杆。

如此下去，那当然就不是什么国将不国的事情，而是人类面临着的巨大困境以及增长的极限。

所以，中国官方媒体能够援引美国鬼子有关中国经济如果出现衰退会对全世界的影响，却对中国经济背后的价值观溢价效应闭口不谈。

这种现象，是不是很耐人 寻味？